□徐文龙
老陈的办公室里，总弥漫着一股旧书报和浓茶混合的味道。窗台上那盆绿植盆栽和他一样，在这栋庄严肃穆的审判大楼里默默扎根了几十年。退休的日子，像老式挂钟滴答滴答数着的时光，顺着指针的走向，一点点朝老陈逼近。
这天快下班时，立案庭的小李怀里抱着厚厚一摞卷宗，脸上写满了焦急：“陈庭长，张老太那起宅基地纠纷，又提交了新证据。” 卷宗“啪”地落在桌上，扬起细微的灰尘。
张老太的儿子当年与人争执被打伤，落下残疾。证据链的断裂和关键证人的消失，如同石头一般压在老陈心里。老陈知道，这“死结”里，是老百姓对“公道”二字最朴素的期待。
夜深了，办公楼只剩一盏孤灯。老陈揉着太阳穴，目光无意间扫过书架最顶层。那里静静躺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上面落满了灰，是他师傅——一名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法官临终前托付给他的。里面装的不是案卷，而是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师傅曾说：“这是跟法典一样重要的‘法’。”
老陈取下来，轻轻拂去灰尘，翻开扉页，一行遒劲的字映入眼帘——“孤光一点萤，敢破万重暗”。里面记录的不是什么惊天大案，而是师傅在抗战时期，作为地下交通员传递情报的经历：如何在敌伪的严密监视下，靠着一包不起眼的猪鬃传递关键信息；如何在接头时，仅凭对方一个细微的眼神确认身份……字里行间，只有如履薄冰的谨慎和对细节近乎苛刻的执着，以及在黑暗中独自燃烧，只为照亮方寸之地的“孤光”精神。
老陈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猛地撞了一下。他想起师傅常念叨的一句话：“办案子，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功夫，要有‘文章不写半句空’的较真儿。”这不正是师傅那种“孤光”精神在和平年代的延续吗？面对张老太的案子，自己是否也缺少了那份“抽丝剥茧觅真踪”的耐心？
一股热流涌上老陈心头。他重新摊开卷宗，审视每一份泛黄的笔录、每一张模糊不清的地界草图、每一个曾被忽略的时间点。他还带着小李，一头扎进那个早已物是人非的村庄，顶着烈日、踩着泥泞，挨家挨户寻访健在的老人。他学会了张老太家乡的土话，坐在门槛上听老人讲述陈年旧事；他在村头老槐树下，一遍遍模拟当年的场景；他还找到了当年参与调解的老干部，对方颤巍巍地从箱底翻出一本村务日志，上面一枚模糊的指印和一句潦草的备注，成了解开“死结”的关键。
过程艰辛漫长，有人劝老陈：“快退休的人了，何必自讨苦吃？”老陈笑了笑，指着窗台上盆栽新冒出的嫩芽：“你看这草籽，落在石缝里，只要有一线光、一滴水，它就敢往上拱。法治这棵大树，不也是靠着无数个‘孤光’般的坚持，从石缝里长出来的吗？”
终于，在老陈退休前一个月，一份再审裁定书和一份饱含司法温情的调解协议，被送到了张老太手中。没有惊天动地的逆转，只有基于新证据对事实的厘清和对各方利益的平衡。老太太捧着法律文书，向老陈鞠了一躬。
整理办公室那天，老陈把师傅那本珍贵的笔记本，连同自己这些年积累的办案心得，郑重地交给了小李。
窗外，阳光正好。法治的根脉，如同那不起眼的草籽，在无数个“老陈”的坚守与传递中，于时光的石缝里，悄然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终将连成一片守护家国的、生生不息的森林。 （作者单位：新蔡县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