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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丹青
清朝政府为维持漕运民生，不惜斥巨资治理黄河。清前期岁支河款五六十万两，乾隆末增至200万两，嘉庆十二年（1807）后，更是达到五六百万两，占国库收入的10％至20％。令嘉庆帝极为苦恼的是，在巨额的河款投入下，河员的虚支浮报，不仅没有消歇，反而是变本加厉，河工用度急剧攀升。
两淮盐政阿克当阿（1755-1822，满洲正白旗）的密报，坐实了嘉定帝对河员贪鄙不法的猜疑。嘉庆十五年夏，南河总督吴璥（1747-1822，浙江钱塘人）因病离任回籍，途经扬州时见到了阿克当阿。吴璥向其透露，南河厅员、营弁多不肖之人，平日只盼黄河决溢，以便有工可做，甚至有以办工为名而领银私用者。河款开销增至五到六倍，先前每座坝工用银2万两上下，如今用银10余万两。嘉庆十二年前的六七年间止用银一千余万两，此后数年间竟用至三四千万两。如此用度，实在可怕，吴璥因此昼夜焦急，不免病势益剧。
嘉庆帝顿感失望之极，吴璥平时从未向自己汇报过这些内情，反倒在离任时向友朋倾诉，决定派出钦差托津、初彭龄前往南河，以弄清河员是否借工支销、朋分私侵河帑。怎奈河工账面册籍“天衣无缝”，河工形势变换不定，再加上所做工段历时已久，根本无从查核，托津等人束手无策。
就在此时，东河开归道林树芳（1754-？，顺天府大兴县人）克扣河款案爆发。嘉庆十六年三月，新任东河总督李亨特赴河南查工，睢宁通判鲍居垣等面揭林树芳加扣银两、借贷钱文等情，主要“劣迹”如下：
其一，该道逢年过节收受属员节礼，并派家人将其中的火腿、绍酒等物转卖，省城开封流传“酒诰梓材实戒贪，何来绍酒七千罈；苞苴真使门如市，发卖纹银三两三”之诗。其二，该道管门家人张坤发放抢险银时，以3分利息向河厅借贷，并利用银钱比价谋利。原本以银支发的河款，张坤按每银1两折钱1000文的官方例价支发制钱。因制钱太重不便运输，厅员只好按每两高于1000文的银钱市价换银解工，致使河厅每领银1000两，即有200两亏损。其三，该道发放料物积土银时，除例扣银外，每百两额外扣银4.4两。其四，该道赴各厅查工时，随行员役几十人，致使厅员疲于供张。
既有河厅实名指证，李亨特也就专折参奏，嘉庆帝立即派钦差吏部侍郎玉麟赴开封查办。就在钦差到开封前一周，该案关键人物张坤突然病故。张坤之死，不乏有该道杀人灭口，或该犯畏罪自戕之嫌。然有尸棺、医生与药方为证，玉麟只好将林树芳的管门家人王立、王元提讯。调查结果是，张坤支发抢险银时，确曾向河厅折耗取利，本应从重治罪，但本人已经病故，也就不必追究。按照清律，“其上司随役家人私自索取，本官知情故纵，罪坐本官，照求索所部财物律治罪”。林树芳既不知情，也无故纵情节，仅负失察之咎。否则，一旦坐实张坤侵扣银数，或者张坤供出受林树芳指使，林树芳将被按钱粮侵欺例从重治罪。
至于料物积土银加扣一事，据厅员反馈，去冬筹修省城金龙四大王庙时，需费600两。林树芳先认捐160两，其余公捐部分，从当年正月各厅应领1万两积土银内，每百两扣充4.4两。据清律，“有司官吏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自科敛所属财物，虽不入己，杖六十，赃重者坐赃论”。林树芳被按坐赃律，折半科罪200两，杖七十，徒一年半。其查工时接受厅员饭食供应，虽不符“求索所部财物计赃律”，然此种陋习，有干例禁，照坐赃问拟，杖七十、徒一年半。林树芳在缴完加扣银440两等款后，被发往伊犁效力赎罪。
这对性情乖张、动辄呵斥属员的林树芳而言，可谓是一场劫难。然对嘉庆帝而言，查处河员滥支钱粮、宽估虚报、侵帑入己的预期并未实现。在伊犁戍守两年之后，林树芳以染患风疾为由，依照四品官犯徒罪捐赎例，加倍捐银4000两，请求获准回籍，但遭到嘉庆帝拒绝，直至戍守三年期满才得开释。
该案说明，随着清代河工逐渐内化为一个稳固的利益集团，传统的行政、财政监管效力已不尽如人意。河员不法行为的暴露，越来越依靠朋友、家人等私人渠道。这种局面的形成并不始于嘉庆朝，其最终解决需要更多层面的努力和更为系统的方案。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