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功
1977年11月下旬的一天，天已渐冷。那天上午，我坐在原巩县社队企业办公室里，埋头整理报表。办公桌左上角是几本卷边高中旧课本和搜罗来的复习资料，有手抄的、有油印的。恢复高考的消息，让我死了多年的上大学的心又翻腾起来，可距离考试还有不到二十天，我心里又热切又焦虑。
门被轻轻推开，一位中年男同志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相貌端正，棉袄外套一件半旧深蓝色中山装，风纪扣扣得一丝不苟。他一开口，是清晰明快的北京话：“同志，您好！我叫张树芝，是北京第138中学的语文老师。学校开展勤工俭学，派我来联系购买车床。”
我连忙起身同他握手，问明情况后拿起电话，替他联系相关公社的企业和厂家。他的目光落在了我桌上的旧课本上。
联系完成，他把相关电话号码和联系人满意地记在笔记本上。他突然开口：“小同志，你这是……准备高考？”语气带着关切地探询。
“想试试。”我有些赧然，“丢开学业都六年多了，要硬着头皮捡起来。”
“报的文科理科？”“文科，中文系。”
他略沉吟了一下，说：“业务的事，劳你费心。复习时间挺紧吧？要是你愿意，跟我说说你的复习方法，我来帮你分析分析如何？”
我心头一热。恢复高考，不知有多少像我这样心里烧着火却找不着门道的人。北京老师雪中送炭呀。我忙把情况都讲了：我高中毕业后当了几年民办教师，教语文，底子还行。对政治也有信心。最差的是数学，中学的数学知识丢得差不多了，现在光顾着埋头演算数学题，但效果并不好。时间不够用，心慌。
张老师静静地听着，在办公桌旁空地上缓缓踱了两步。窗外泡桐树的影子淡淡地印在水泥地上。他转向我，目光平和专注：“高考最终看总分。你数学撂下六年了，那是硬功夫，费时费力，提分不易。语文和政治成绩不错，史地也不怕。你为什么不集中力量攻优势课目，而去啃最难啃的骨头？你报的文科，招生时更看重文科成绩呀！”
张老师的话如醍醐灌顶，我庆幸碰到了贵人点拨。“这……这还有点田忌赛马的道理？发挥优势，弃掉最弱项？”我脱口而出。
张老师脸上露出温和笑意：“考试，是竞赛，不光拼储备，也要讲策略。”
他说：“我今天先去厂家联系业务。明天下午我尽量抽空找你。咱们再具体聊聊。”我忙说我去找您吧，他摆了摆手：“厂里人多嘈杂。还是这儿好，我过来就是。”
第二天下午，天色阴沉，像要下雪。张老师推门进来了，身上还带着外面的寒气。他喝了一口热水，说：“咱聊聊你复习的那三门。你原先是怎么打算的？”
我说：“政治、史地，找材料背诵记忆；语文靠平时积累，作文心里没谱，到时候看临场发挥。”
“临场发挥？”张老师微微摇头，神色认真，“小同志，作文占到语文六七成的分数，不能交给运气。你自己琢磨着，拟上十个八个题目，照着当前的形势、社会的变化、青年人的理想和责任等这些方向去想，试着写写，不一定要写成完整文章，但要把核心观点、事例、大致段落层次想清楚。这好比……”他略一思忖，“好比要求你在规定时间里组装一台机器，零件散乱堆在地上，你难免手忙脚乱。如果你事先把零件组装成几个大部件，根据要求，把大部件对准、连接、固定，一台机器就能很快立起来。作文也是这样，脑子里预先有几块成型的‘材料部件’，考场上无论遇到啥题目，都能快速调整、组织成篇。”
这番话如拨云见日，把我脑子里的一团乱麻理出了清晰脉络。我们又聊了些文学、历史常识，他学识广博，谈吐从容，令人如沐春风。
临走时，他再次用力握了握我的手：“好好准备。国家耽误了十年，人民盼了十年，你们憋了十年。终于要改变了，祝你成功！”
遵从张老师的指点，我调整了复习策略，日夜苦读。放榜时，考取了郑州大学中文系。我立刻写信向张老师报喜，他的回信中满是热情的祝贺与殷切的勉励。
《论语》有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于我，竟有“谋两面而遇恩师”。和张树芝老师短短两日的相遇，每一幕都刻印心底。我常常回想，十年波折，教育荒疏，多少求知的心与传授知识的愿一同被压抑。春雷乍响，冰河开裂，多少渴望读书的眼睛重新燃起光亮，多少期盼执教的先生重新挺起胸膛。张树芝老师就是其中一位。他这份恩情和师者仁心，让我至今念起，仍感激不已，无法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