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只干了“水土”二字（黄河岸边，我的故事）

　　□鄂尔多斯市原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主任韩学士

　　我1938年生于河南商丘夏邑县农家。1958年考入北京林学院（今北京林业大学），从那时起，“定让黄河流碧水，誓将沙漠变绿洲”这句话就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1963年2月，作为新中国第一届水保专业的大学生，我响应号召奔赴内蒙古鄂尔多斯支边。过黄河时，沙尘暴打得脸生疼，我这个中原娃第一次见识了什么叫“沙尘肆虐”。

　　那时的鄂尔多斯，山是光秃秃的“鸡爪山”，沟壑间裸露着被称作“地球癌症”的砒砂岩，貌似“五花肉”，寸草难生，百姓背井离乡。我在心里发誓：就算用一辈子，也要让这片土地长出绿来。

　　此后的20多年里，我把实验室扎进荒沟。柠条不行换杨树，杨树不行换榆树，榆树不行换草木樨……一次次失败，一次次重来。队员们灰心时，我总说：“没有长不活草的土，只有没找到对的种。”

　　1985年，时任水电部部长钱正英提出“以开发沙棘资源作为加速黄土高原治理的一个突破口”，我知道机会来了。1987年春，我们在准格尔旗德胜西乡裸露的砒砂岩上播下第一批沙棘种子。幼苗破土那天，我蹲在地头用手扒开土，看着细弱的白根扎进岩缝，眼泪夺眶而出——沙棘，这种不起眼的灌木，硬是扎进了“癌症”的骨头缝里，把绿色一寸寸钉进大地。

　　如今，鄂尔多斯沙棘种植面积达210万亩，水保治理面积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70平方公里跃升到3.95万平方公里，黄河年输沙量减至近几年的400万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这句话在这里落了地、生了根。

　　20世纪90年代，我带着年轻人争取世界银行贷款。没有高级人才和计算设备，我们就用手摇计算器、手绘图件，一干就是4年。经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4轮考察，我们最终拿下3600万美元无息贷款，还引进了中加合作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援助项目。鄂尔多斯水保由此走出内蒙古、走向世界。

　　2000年，我从岗位退休，但闲不住。三新铁路流动沙丘段，设计预算8000多万元。我扛着仪器上工地，和工人一起扎沙柳网格、拌砂浆，吃住在彩条布工棚里，用工程与生物措施结合的办法，把预算压到3000多万元。这种技术还被用在呼准、准东、东乌、东康等4条铁路上。同时，全国16个大型电厂、水库、铁路、高速公路、西气东输等评估现场，都有我的脚印。有人劝我：“韩工，80多岁了，该歇了。”我说，山河就是我的家，家里有事，怎能袖手旁观？

　　知识改变命运。我穷苦出身，看不得孩子因穷断了前程。十几年间，我资助了100多个贫困生，花了110多万元。在河南老家，我给留守儿童建服务中心、配电脑室。做这些，就是想让孩子们知道，知识真能改变命运、要更好报答国家。

　　回望这一生，我只干了“水土”两个字。砒砂岩上种沙棘，黄河边削陡坡，沙漠里固流沙，铁路上护边坡，再把余热换成孩子们的课本钱。每一件都不惊天动地，但每一件都是我拿脚底板走出来、用手掌心焐热的。

　　我不信“地球癌症”无解，不信荒山不绿，不信人心不暖。“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这就是我们这代水利人对祖国最深情的告白。

　　昨天，我以青春砥砺山河；今天，我以余热点亮未来。这满坡的绿、满河的清、满眼的希望，便是我一生交给时代的答卷。

　　（本报特别报道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