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斫琴》剧照。 钱程 摄
□焦素娥
2026年8月7日，由黄昌勇编剧，李利宏、李享达联合执导，河南省话剧团倾情演出的原创话剧《斫琴》，在郑州首演。该剧围绕黄河岸边东坝头村两个家族三代人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冲突展开，把宏大的国家历史记忆浓缩到一个村庄之中，将家国兴衰与个人命运融为一体，通过两代人的较量与和解，表现一代代中国农民在“认命”与“改变”中的矛盾、挣扎、挫败与崛起。同时，将唐代斫琴师作为文化地标与精神符号贯穿始终，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泡桐作为核心意象，将泡桐园、古琴技艺、生态保护、乡村振兴等理念有机嵌入剧情中，让泡桐作为一个有生命的叙事对象，参与和见证了一个村庄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与世事变迁，完成了一次文化意义上的诗意表达。
历史记忆与诗意挖掘
黄河被称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东坝头村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历史上黄河在此多次决口改道，当地人民常年遭受风沙、盐碱、内涝“三害”的侵袭。黄河泛滥与黄河治理成为一代代人多灾多难的悲情史与坚持不懈的奋斗史。
提到这个地方，你一定会想起一个人——焦裕禄（剧中郝书记的原型）。焦裕禄早已成为一种精神符号，在不同时代语境下承载着不同的意义。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焦裕禄的形象一直被不同的文本媒介塑造和传播。焦裕禄拥有跨越时间的艺术生命力。
新时期以来，焦裕禄精神已然成为现实社会中强有力的精神力量，有着强大的情感感召力与文化辐射力。焦裕禄精神本身作为集体记忆的显像，为个人记忆提供了富有历史景深与当下意义的参照框架，除了直观的“焦桐”，还有抽象的象征性话语。在新的历史脉络与媒体语境中如何寻找其新的意义建构，使其焕发出一种新的大众认同的文化仪式和精神符号，对文艺创作者来说是考验和挑战。
话剧《斫琴》的诞生，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味。它选择了从普通人的角度切入历史视野，把虚构的人物放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中，委婉地表达历史变迁中的人的心灵变化与精神成长。编剧做了大胆的尝试：让焦裕禄退成光源，让小人物走上前台承受历史的摩擦与淬炼。其戏剧逻辑将以往“请看一个圣人如何改变一片土地”的宏大叙事，转变为“普通人花了几十年才理解自己种的树，再把树变成一种有尊严的活法”的人生命题。《斫琴》的戏剧动力，从“仰视歌颂”变成了“平视理解”，让观众不再是坐在台下“仰着看”，而是和角色一起“陷进去”，让观众感到时间在动、树在长、人在扛。
《斫琴》以时间为线展开1958—2008年长达半个世纪历史进程，采用纵横交织的戏剧框架，把“河南—四川—上海”的真实纽带凝结在一起，在大的历史时空语境中展开对家庭、家园和个人命运的文化书写与诗意呈现。撑起这个框架的，不是编年史式的流水账，而是一个个相互支撑的意象链条：黄河、泡桐、古琴是贯穿始终的核心文化符号，“人和树如何相处？”“守一辈子穷一辈子”“按年轮生长的东西值不值得长久等待”……这些矛盾在现实中的回响，成为话剧最生动深刻的主旨内涵。《斫琴》通过泡桐的生与死、泡桐园的废与兴、古琴技艺的流失与复活、乡村经济的衰败与振兴等，把“主旋律”的表达，推进到更复杂也更诚实的层面。
黄河岸边的泡桐在剧中承担了三重功能：自然物（防风固沙的树）、经济物（制作古琴的原料）、精神物（人的精神寄托）。20世纪50年代，泡桐树是救命屏障，60年代泡桐成了历史创伤，80年代泡桐变成了矛盾焦点，到了21世纪泡桐又成为绿色宝库。泡桐串起了生态史、经济史、心灵史的共振，叠印着现代中国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国家与基层、苦难与尊严等科学发展的核心命题，自然生成为一种最特殊、最有意味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图腾。
观看《斫琴》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个体记忆和集体记忆相互激活的过程，深存在个体脑海中的个人记忆被舞台上的图像、声音、色彩、造型、表演等多种视听化的舞台媒介唤醒，个人记忆、历史记忆和社会记忆瞬间被激活，共同构建了新的文化层面的共同记忆与情感共鸣。
叙事逻辑与哲理升华
从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开始，就确立了兰考叙事的全部基本语法：沙丘、风雪、火车站逃荒灾民、肝病剧痛抵着藤椅、临终遗言“埋在沙堆上”等。各类文艺作品，都在它的引力场中运行——复述它，或试图突围它。而《斫琴》最大的特点，就是在艺术创新与主题传播上找到了平衡点，将真实事件与艺术虚构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结合。
全剧共有3幕13场，由两条并列又照应的叙事线索交织构成丰富复杂的叙事结构。一条线是内层故事主线，按时间顺序展现一个村庄在历史大潮中的沉浮与变化，以及聂马两家三代人之间的情感纠葛与曲折命运。另一条线是为推动剧情而刻意设立的一个外层叙事辅线（唐代斫琴师）。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念人物，不介入核心人物冲突，只在每一幕开篇或间隙以独白方式引导剧情，利用跨时空视角，搭建古今联系，把现代事件放置在历史尺度下审视，实现不同时空叙事者之间内在隐秘的精神呼应，古今互文，以古观今，赋予现代故事厚重的历史纵深感与思想深度。
从剧情结构可以看出，《斫琴》首先设置了多条人物关系线。马水生与聂岳山的关系，是剧情发展的主要支点，一个粗人，一个匠人；一个要守住家园，一个要传承技艺。两个人较了一辈子劲，最终只有一个目的：你种好树，我做好琴。这样一个简单朴素的“念想”，却在现实中成了折磨与煎熬。马水生一辈子的精力和情感全耗在树上，种树、砍树、守树、恋树，他的顽固、执拗、错误、疯癫，都是为了守住“黄河树王”荣誉。聂岳山随父辈从四川逃荒到黄河岸边，发现了可以做琴板的泡桐而留下来，又因阻止砍伐泡桐背上罪名，不得不再次逃离外出闯荡，遍访名家求取真经，目的是留住“琴王”名声。两个人最终在互怨互责、互帮互助中完成了心灵救助与精神升华，他守的树，他做的琴，汇成了浑厚深沉的黄河之音。
《斫琴》有意设置了两种关系：一是人与树的关系，二是树与琴的关系。两种关系构成了全剧的叙事逻辑与戏剧冲突。全剧围绕泡桐的种植、泡桐园的兴废、桐木的利用等展开，揭示了人、树、琴之间生动、深刻的互动关系。人和树的关系，就是人和自然、人和大地的关系，树是人的命，人是树的魂；树和琴的关系代表着生命转化、精神塑造的意味。古琴生命的源头是树，树给琴躯体，琴让人重生。“斫琴”的“斫”字，自带粗粝而精准的手工力量感，暗含对手艺的敬畏与尊重。古法斫琴，讲究的是“琴器合一”，一床琴要历经两百多道工序，每道工序都在“雕刻”音色。话剧将“斫琴”作为核心元素，表面上看是在雕刻树木，其实是在雕琢人心，让人心能听懂树木发出的美妙声音。斫琴是在传递敬畏材料、敬畏时间、精益求精的匠心精神，也揭示了中国人在苦难时守本心、繁华中守技艺的文化根脉。
全剧把种树与制琴作为故事的戏剧动力，矛盾焦点都与树和琴联系在一起，泡桐的命运跟人的命运也紧紧联系在一起。三代人因琴结怨，因琴结缘。第一代琴是“念想”，第二代琴是“行动”，第三代琴是“事业”。将“斫琴”从历史贯穿到当下，通过现实与虚拟两个时空焦点，以构建历史场景、营造历史氛围、塑造典型人物等方式，对劳动者坚韧顽强的奋斗精神，做出了真实又委婉的文化建构和戏剧表达，从而建构了一种有关“历史·记忆”的戏剧情境与氛围，将写实的故事上升到写意的层面，实现了主题扩容和哲理升华，借由这种怀旧格调，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中国乡村的历史沧桑。三代人，一片林，一床琴，寻桐斫琴，探音斫心，这既是代际的生命传递，更折射出丰富复杂的社会历史信息。
虚实交错与审美风格
《斫琴》的舞台呈现，体现了舞台技术人员的通力合作。创作者摒弃了传统的写实性布景，在舞美上做出了多层视觉的效果，舞台由褐色土地、灰色石坝、黄色沙滩、蓝色框格、升降泡桐等多层介质组成，形成虚实交错的戏剧时空，增强了叙事的流畅性与节奏感，为人物表演创造了全新的舞台空间，为观众提供了崭新的观看方式或情感体验的视角。当舞台以具有代入感的方式，重新让观众进入戏剧的场景和故事之中时，戏剧展示的场景，已经从历时性的叙事重新转变为一个无限延展的戏剧空间，观众可以根据舞台空间的变换，自主组接故事，不断完成新的链接与想象，并借此对故事和人物产生新的思考与理解。观看戏剧的过程，也就成为新故事生成与发展的过程。
《斫琴》高潮的一幕，是尾声的生日宴，创作者将几十年的时空重叠在同一场景里，营造出陌生化的“超真实”空间，简约而富有深意。马水生走向泡桐园，走向黄河岸边，望着奔流不息的黄河水；聂岳山捧上亲手斫的古琴对着黄河鞠躬，走向唐代斫琴师鞠躬递琴；已经病逝的郝书记从后台走出来，与大家一起见证这个幸福时刻。优雅的古琴声与奔腾的黄河流水声合二为一，构成一曲中原大地的命运交响曲，生动表现了一方水土的纯净之美、一个村庄的和谐之美、一条大河的宏阔之美、一床古琴的优雅之美。
五十年，社会发生了太多变化，树在生根发芽，河在蜿蜒流淌，人在繁衍生息，接续向前。《斫琴》通过一个村庄的视角，把观众拉回到那个跌宕起伏的年代，去体验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与命运的坎坷，去理解人在苦难中的坚守与执着。真正的贫穷是人心的塌方，真正的富有是精神的成长，乡村巨变不是简单的脱贫致富，而是人的精神面貌和人格境界的变化。这片土地上发生过什么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地方不论经历多大的灾难依然存在。
真正回到这片土地上，真诚表现那些有激情、有干劲、有担当、有追求的人和事，用一种更接近生活本质与文化根源的方式去表述和呈现，这才是戏剧的价值与力量。因此《斫琴》塑造的马水生、聂岳山们，更像是一个群体或者一代人共同经历的回响。从马水生、聂岳山到聂之秋、马桐花以及聂大河、孙晓琴等，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农民在不断地征服自然和挑战自我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心灵重建与精神解放，实现真正意义的精神脱贫与乡村振兴。
正如编剧黄昌勇所言，《斫琴》折射中国农村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是一部中原大地的史诗，是一曲黄河的恋歌，是一册中国人艰苦奋斗奔向民族复兴的地方志，更是编剧献给故乡的土地和人民的一首赞美诗。
（作者是信阳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