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辙晚年居颍的超然人生（大众学术·豫见三苏）

　　□岳威成

　　“谩存讲说传家学，深谢交游绝世讥。”苏辙晚年退居颍川（今河南许昌），曾以这十四字自道心境。颍川是苏辙晚年心境的寄托，也是解读他超然人生的密码。

　　半生功业在中州

　　归颍著书老林泉

　　少年入汴京崭露头角。嘉祐元年（1056年），年方十八的苏辙随父兄远赴汴京应试。次年，他与兄长苏轼一同进士及第，名震京师。寓居汴京期间，苏辙投拜欧阳修门下，又得韩琦、富弼等名臣前辈赏识器重、悉心提携，学问、声望皆大有提升。不久，因母亲程氏病逝，苏辙随父兄归乡守丧。服丧结束，三苏重返京城，二十三岁的苏辙再度考中制科。及第之后，苏辙并未急于出仕，反倒留居汴京，侍奉老父，潜心伏案读书治学。

　　中州磨炼后终成贤相。步入仕途后，苏辙在河南开启了政治历练之路。王安石推行新法之际，朝野多不敢言其弊。时任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的苏辙却不避权贵，直陈青苗法、农田水利法、盐法等举措的弊端，条分缕析，申明利害，虽屡遭贬抑而志节不移。此后，苏辙在陈州（今河南淮阳）担任学官三年，履职教化之余，他常与友人议论时弊，探求救民之策。元祐年间旧党执掌朝政，苏辙被擢拔入朝，在汴京任职八年有余。居言官之位时，他上达民情，反映百姓疾苦；及至位居宰相，他以“执简以御繁”为原则，力主减轻民众负担。

　　洗尽铅华归颍水之滨。受父亲苏洵卜居嵩洛遗志的影响，苏辙早有定居河南之意。元祐年间，他在颍川购入薄田数亩。绍圣年间屡遭贬谪时，他将儿子安置在颍川，苏氏家族自此在中原落地生根。饱尝贬谪流离的辛酸悲苦之后，时年六十二岁的苏辙决意远离朝堂纷争，北上归颍。此后，颍川不仅是其安身之地，更是其人生最后阶段的精神家园。卸下政务缠身的宰相身份，苏辙以“颍滨遗老”自居，于颍水之畔，潜心研读经史，静心著书立言，先后完成《古史》《老子解》《诗集传》等著作，在笔墨之间延续对治道的思考。

　　归隐著述研经史

　　博古论今明至道

　　读史论政显家国情怀。苏辙承袭苏氏家学，认为士当读史明智、修身养心，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面对兴衰治乱，他用心总结历史经验规律。一方面，他强调执政者须修德好学、节俭自制，“达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贵”；另一方面，他重视政治形势，指出治理天下必须顺势而为。知古可以鉴今，苏辙史论还蕴含着对现实政治的强烈关怀。其《周公论》点出《周礼》不符合现实人情之处，主张“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就是在委婉批评王安石借用《周礼》推行新法，有勉强教条之处。与早年激扬凌厉的风格相比，苏辙晚年居于颍川、潜心内省，行文愈发沉稳洗练，思想也由此完成了从“致君行道”向“著书明道”的深刻转变。

　　注经立说传宏道至理。居颍期间，苏辙还对个人经学著作进行了整理和修订，完成了最终定稿。苏辙《诗集传》勇于废《序》而直接解《诗》，自觉回应着宋代经学变古的时代命题。理学大师朱熹认为“子由《诗》解好处多”，四库馆臣也称赞“辙于毛氏之学亦不激不随，务持其平者”，肯定其客观理性之处。其《春秋集传》则博采三传，主张经史互证，平实切理，一矫宋儒凭己意解经的弊端。其《老子解》以“复性”为抓手，融合儒、佛思想，对老子思想进行了独特阐释，是北宋时期儒、释、道三教融合的典型代表。

　　作传自述立修齐典范。闲居颍川期间，苏辙编选了个人文集《栾城后集》24卷、《栾城三集》10卷、《栾城应诏集》12卷，其自传《颍滨遗老传》也于此时完成。苏辙在《颍滨遗老传》中详细地回顾了个人仕宦经历，进行了深入的内心剖白，生动地展现出其身处变革风潮与党争漩涡中不畏强权的坚守和持重。与其说这是一个政治失意者在河南完成的自我总结，不如说它是一幅超然于功名与历史评判的“自画像”。退居颍川十余载，中原厚土以其宁静之力，将苏辙的半生宦海沉浮尽数沉淀为澄明心境，使其彻底解脱于成败得失的羁绊，终于在笔墨之间实现了对自我的终极超越。

　　身居江湖怀天下

　　心系庙堂念苍生

　　心系苍生秉笔哀民瘼。隐居颍川期间，苏辙始终心系民生，从不吝啬自己的笔墨替底层百姓发声。崇宁四年春，颍川久旱不雨，苏辙有诗“老农泪欲堕，无麦真无食”，对遭受旱灾的老百姓极尽同情。旱灾有所缓解后，他没有沉浸在喜悦中，而是继续写下“时闻吏号呼，手把县符赤。岁赋行自办，横敛何时毕”，希望横征暴敛能够早日终结。大观元年七月阴雨连绵，他以近乎白描的笔法记录下百姓之困苦，写道：“忽作连日雨，坐使秋田荒。出门陷涂潦，入室崩垣墙。覆压先老稚，漂沦及牛羊。余粮讵能久，岁晚忧糟糠。”苏辙以自己的方式记录下受灾民众的惨状，哀民生之多艰。

　　深居简出直言砭时弊。颍川乡居，使苏辙得以亲察百姓疾苦，摆脱朝堂浮泛虚饰之论，凭借深切之洞察与沉着之笔力，直指朝政弊端。崇宁年间蔡京当政，推行当十大钱，导致物价飞涨、货币贬值，市场秩序大乱，造成物价混乱，民众苦不堪言。对此，苏辙以“肉好虽甚精，十百非其实”直接揭露当十大钱的不合理之处，痛斥其实为一场掠夺民财的把戏。面对丰收之年物价反而飞涨的反常现象，苏辙发出“年丰谁使百物贵”的犀利质问，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政策失当，最终受害的仍是黎民百姓。

　　分粮讲学惠民行善举。苏辙在颍川的乡居生活，不是避世隐居者的消沉落寞，而是扎根中原乡土、躬耕自足的生命实践。在颍川，他修筑“遗老斋”，以“陋巷何妨似颜子，势家应未夺萧何”自娱自勉。他褪去宰相袍服，亲自下地挥镰割麦。看到乡邻面露饥色，尽管自家也仅得勉强度日，他却毫不吝惜新收之麦，主动分粮接济。躬耕之余，苏辙还在乡间义务讲学，以诗书礼义教化子弟，使当地崇文重礼、尚德谦让之风蔚然，开启颍川文脉新篇章。其讲学传道、教化百姓的事迹，至今为人津津乐道。

　　宦海沉浮，归来一身是月。在人生的最后阶段，苏辙选择隐居颍川，以超然之姿笑对人生荣辱。在他的带领下，苏氏子弟扎根中原，遍布许昌、鄢陵、太康等地，历经数代而不移其志，或耕读传家，或仕宦四方，守望相助，尽显宗族敦亲睦邻、枝叶相依之气象。作为宋代文人士大夫的典型代表，苏辙始终坚守本心，心系百姓，以淡泊之心看淡世事荣辱，以著书立说延续精神文脉，使“三苏”遗韵在河南大地绵延不绝。（作者单位：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