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正航胡永杰
巴蜀眉山三苏，以父子三人同列唐宋八大家的文坛盛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观。苏氏一门的崛起，并非偶然的天才迸发，而是家风积淀、家学传承、人格赓续与文风迭代的必然结果。苏氏家族本为乡野豪杰之族，无百年文运积淀，自苏洵二十七岁发奋向学，方开启以文立身的家族转型；苏轼承父之志、开拓革新，以特立独行的人格与雄视一代的文才，树立苏氏文化标杆；苏辙以温润敦厚之性辅佐兄长、凝聚宗族，为家风文风注入温情与厚度。三代接力、父子同心、兄弟共济，最终建构起兼具风骨、气度与温度的苏氏家风体系，孕育出独树一帜的三苏文学精神，为后世文人家风传承与文学创作留下了丰厚典范。
苏洵：发愤立学，奠基苏氏家风与文脉之根
三苏文名震世的背后，是苏洵破局立业、白手起家的家学开创之功。苏氏先祖并非书香世家，据苏洵《族谱后录》记载，其家族世代为地方乡里的普通地主，兼具豪杰底色：曾祖苏釿以侠气闻名乡闾；祖父苏杲以孝友立身乡里，终身清贫、居处简陋；父亲苏序乐善好施却不喜读书，晚年方才学诗作赋。《苏洵墓志铭》中“三世皆不显”的记载，精准概括了苏氏家族前代无文名、无仕名的发展状态。
相较于兄长苏澹、苏涣早年以文学考取进士却未能改变家族文化底色，苏洵的人生转折真正改写了苏氏家族的发展轨迹。苏洵年少疏懒、不喜治学，壮年仍不通诗书，直至二十七岁幡然醒悟、发奋自立，断绝世俗交游、闭门潜心读书撰文，终以斐然文名享誉当世，彻底扭转了家族无文的局面。更为关键的是，苏洵不仅成就了自我，更搭建起苏氏家学的核心框架，成为苏轼、苏辙兄弟成才的核心基石。
苏辙在祭兄文中多次提及“幼学无师，受业先君”，明确记载二人少年求学无外聘名师，全程以父亲苏洵为师，在父亲的熏陶下沉浸典籍、潜心治学，为日后文学大成筑牢根基。与此同时，苏洵之妻程氏知书达理、深明大义，成为苏氏家学的重要补充。苏轼十岁时，苏洵游学四方、宦游在外，程氏亲自授课教子，讲述古今成败治乱之道。以《范滂传》教子的典故更是流传千古，苏轼立志效仿忠臣、坚守道义，程氏慨然应允，以通透的格局培育出子女刚正守道的品格。苏洵发奋立学、躬身治学，程氏贤明教子、立德树人，夫妇二人携手，正式开创了苏氏以文立身、以道育人的家风内核，为后世苏轼、苏辙的人格塑造与文学创作奠定了根本底色。
苏轼：独立不迁，拔高苏氏家风与文风之境
苏洵大器晚成，仕途困顿、官职低微，仅任校书郎、主簿等微职，其开创的家学文脉，并未在当世发扬光大。真正将苏氏家风拔高、将苏氏文风推向顶峰，为家族树立千年文化标杆的，是长子苏轼。苏轼以宏阔的器识、卓绝的议论、雄隽的文章、清明的政事，成为宋代文坛与士林的标杆人物，更以特立独行的人格品性，重塑并升华了苏氏家风。
《宋史·苏轼传》精准概括其人格特质：一生以特立之志为内核，以迈往之气为支撑，所思所言皆有格局，所作所为皆有担当。世人曾劝其收敛锋芒、隐忍避祸，他却直言若失其刚正、改其本心，便不复为苏轼。这种守正不阿、独立不迁、唯道义是从的精神，并非苏轼一人的个性，而是其发扬光大后的苏氏核心家风，深刻影响了整个家族的精神品格。
在北宋新旧党争的复杂政局中，苏轼虽隶属旧党，却不囿于党派门户之见，对新党、旧党政策的弊端皆直言批判，不因派系立场曲意逢迎，终致一生仕途浮沉、屡遭贬谪。而这种“君子不党、守道直行”的家风，在苏氏族人身上一脉相承。苏辙朝堂执政期间，既力斥权臣奸佞，又不盲从旧党领袖，在河务、徭役、边防等诸多政务上坚持己见、不苟附和，尽显独立风骨。苏氏后辈苏元老亦承袭家族品性，外和内刚、不慕权贵，面对权臣攀附、拉拢利诱断然拒绝，即便遭贬罢官仍以家世风骨为荣。祖孙三代、一脉相承，足见苏轼所立家风的强大凝聚力与传承力。
在文学层面，苏轼作为一代文宗，成为苏氏家族的绝对标杆，引领家族文学传承与迭代。苏辙终身由衷推崇兄长文采，直言“兄之文章，今世第一”，苏轼离世后更是慨叹“斯文坠矣”，足见其在家族文学中的核心地位。苏轼十分重视后辈文学培养，曾亲笔致信侄子苏适，传授作文心法，提出“少时气象峥嵘，渐老渐熟平淡，平淡乃绚烂之极”的文学理念，教导晚辈先学峥嵘笔力、再求平淡境界，为苏氏子弟确立了清晰的创作路径。同时，苏轼谪居黄州所作《论语说》，与苏辙晚年所作《论语拾遗》相辅相成，成为苏氏子孙研读经史、治学撰文的核心教材，让苏氏文风在家族内部代代赓续、生生不息。
苏辙：温润共济，厚植苏氏家风与文韵之魂
相较于苏轼锋芒毕露、豪迈洒脱的品性，苏辙“性沉静简洁、寡言鲜欲”，性情内敛温润、沉稳谦和，与兄长形成完美互补，以甘居绿叶、患难与共的姿态，维系着家族的情感纽带，厚植了苏氏家风的厚度与温情。
苏辙一生行事，始终以家族为重、以兄长为先，进退出处、祸福荣辱皆与苏轼同步。嘉祐六年，兄弟二人同登制举、双双入仕，苏轼远赴凤翔履职，苏辙主动上书辞官，留京侍奉年迈父亲，为兄长解除后顾之忧。元丰二年乌台诗案爆发，苏轼蒙冤入狱、性命堪忧，苏辙不顾个人仕途，上书朝廷恳请以自身官爵赎兄之罪，最终双双被贬、患难与共。《宋史》盛赞二人“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这份超越名利的兄弟情谊，成为苏氏家风中最动人的底色。
在家族基业传承与文脉延续上，苏辙更是厥功至伟。苏氏父子早年便有迁居洛阳、卜居中原的心愿，却因家境贫寒、仕途动荡未能如愿。晚年兄弟二人历经南北贬谪，深知难以归葬眉山故里，苏辙便全力操持家族迁居大业，在颍川购置田产、营建居所，奠定苏氏家族扎根中原的根基。元符三年，兄弟二人北还，苏轼途中染病、病逝常州，苏辙独自完成兄长遗愿，将其安葬于汝州郏县小峨眉山，正式确立苏氏颍川基业。此后，苏轼幼子苏过迁居颍川、传承家学，苏氏一脉自此在中原落地生根、文脉延续。
相较于苏轼的万丈光芒，苏辙的贡献内敛而厚重。他无争胜之心、有共济之情，以沉稳包容的品性凝聚宗族，以深耕细作的坚守延续文脉，让苏氏家风不只有刚正风骨、豪迈气度，更有温润谦和、守望相助的人文温度，让三苏文脉得以代代传承、绵延不绝。
三苏家风与文风的形成，是一场跨越三代的接力传承。苏洵以布衣之身发奋立学，破家族无文之困，奠定勤学立身、耕读传家的文脉根基；苏轼以天才之资开拓革新，铸就守正独立、豪迈通达的家风文风标杆；苏辙以谦和之性守望坚守，赋予家风敦厚包容、患难共济的温情底色。三者相辅相成、层层递进，共同构建起完整的苏氏家风体系与文学精神内核。
（作者单位分别为：河南省新闻出版学校，西安外国语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