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碎碎
岳南作品《大师的趣闻轶事》，聚焦现代历史上的一批大师级人物，如闻一多、王国维、陈寅恪、梅贻琦、鲁迅、钱穆、梁启超、吴健雄、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傅斯年、林语堂、胡适、张伯苓、陶行知等人，通过他们在生活细节、处世态度、襟怀格局、学识修养、师生情谊、人生抉择等方面的表现，生动传达了大师们的性情趣味、气度风骨与人格魅力。近300篇故事，每篇篇幅都不长，以平实晓畅又通达的笔致简要呈现事实本身，几乎不做臧否评判，而人物的格调气韵自然浮现，给读者自己去体会和回味的空间。可谓一部现代版的《世说新语》。
如果说岳南之前大体量的《南渡北归》是着重描述群像人物的苦难与艰辛，立足于重塑和还原一个时代的宏大叙事，那么《大师的趣闻轶事》显得轻盈精巧，立足于以一些生活细节见出人的温度，以几个人生侧面彰显人的精神高度，以他们的言行展露其心胸格局。篇篇短小精悍，却又是对人物本质化和内在化的呈现。比如，书中《张伯苓的倒霉观》一文里写到，曾任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父亲在他幼时即言传身教：人愈倒霉，愈当勤剃头、勤打扮。所以他兴办学校之后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居家，都穿戴整齐，打扮得庄重得体。“他常对师生们说：‘人可以有霉运，但不可有霉相。越是倒霉，越要面净发理，衣鞋整洁，让人一看就有清新、明爽的感觉，霉运很快就可以好转。’”这种处世态度，可谓他成事的心法，与当代心理学积极的自我认知与心理暗示暗合，对于当下的年轻人很有启迪意义。
书中写到历史学家钱穆经历的一次考试，对于当下教育工作者来说更值得深思：钱穆上中学时，有一次地理考试有四道题，每题25分，满分100分。钱穆拿到试卷看到第三道题时很兴奋，因为这道题的内容是关于长白山地势军情的，他对这个问题一直很感兴趣，此前读过很多这方面的书，看到这道题后下笔千里，完全沉浸其中大抒感想，忘记自己是在考场上。当他把这道题答完，交卷铃声响了，余下三道题他一个字也没答。按照常理，钱穆只答一题最多得25分，卷子发下来后，钱穆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得了75分。负责判卷的吕思勉老师看到钱穆卷子上虽然只答了一道题，但答得特别出色，论证合理、充分，对于一个中学生而言实在难能可贵，吕先生写了长长的批语，对答案给予高度肯定，破例给出75分的成绩。这件事对钱穆触动很大，一生都没能忘记老师“越矩”对自己的偏才给予的公开鼓励和鞭策。吕思勉是著名的史学大师、杰出的教育家，他这样的作为，可谓非常之人做非常之事。
这个故事让我们看到，真正的教育从来不是墨守成规。爱才、惜才，发现一个人的闪光点，才是教育的真谛和为人师的价值之所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校龄仅有9年的西南联大，8000多名毕业生中产生了174位中国两院院士，产生了100多位人文学者，成为中国教育史上的奇峰。该书用了很多笔墨展现西南联大以及联大的大师级教授们的历历往事，耐人咂摸。比如那时校舍简陋，教室是铁皮顶做的矮平房，一遇刮风下雨铁皮屋顶抖动摇晃，伴有叮叮咚咚的声音，雨声压过教授的讲课声，老师就干脆在黑板上写下“停课赏雨”四个字。这种苦中作乐、超然通脱的人生态度，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也许像治学一样重要。
书中展现的这些大师的做人风范，对于今人也极富营养。比如梅贻琦，对毕业的学生不计名位一视同仁看待。被人问及，他说：“各个人的际遇不同，环境有异。所谓富贵权势全是世俗所崇尚的身外之物，师生就是师生，如果以权位富贵来衡量，那还能算师生吗？那是商贾的行为。”鲁迅去世一个月前的七条遗嘱，看起来朴素家常，极具平常心，却字字耐嚼，表现出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深邃认知。胡适与台北街头年轻的卖饼小贩的友谊令人感动，体现出名士身上饱满丰沛的人文精神。哲学教授金岳霖，为知识分子提供的另一条道路既令人解颐，又发人深省：知识分子必须成为“独立进款”的人，因为“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是真名士自风流。他们的言行，尽显一代知识分子“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度。
这部书书写大师的趣闻轶事，但也不回避少数八卦与花边，既有令人景仰的学者风采与名士风骨，也有大师爱恨情仇、文人相轻与恩怨纷争时的细节体现。由此，才构成了大师真实丰富的不同侧面，给我们带来密密匝匝的触动。每个人都能从中寻找到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在不知不觉之中，你从中得到的精神营养，会让你生活中的一地鸡毛都飞走了。
（作者是著名散文作家，河南文艺出版社副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