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遗体捐献者爱人刘玲
清明节前，我去河南福寿园河南省红十字纪念园看老伴了。
确切地说，是去看他的名字。那面纪念墙上，2025年的捐献者姓名，第一行第一个名字，就是我老头——郭明辉。
名字在这儿，人正躺在郑州大学河南医学院的实验室里，给医学生们当大体老师。这是我们34年前怎么也想不到的结局。
34年前，朋友介绍我们认识。他比我大9岁，细心、随和，还有才华。说实话，我很仰慕他。相处8个月后结了婚，这一过，就是大半辈子。
他是个特别细心的男人。去年我看中了一只养生壶，没舍得买，他知道了，悄悄给我买下一整套。那是他送我的最后一件礼物，如今就放在家中阳台上，每次看到，我都觉得他还在。
他走了以后，我很想他。他生前不爱拍照，想他的时候，我就一遍遍回忆我们做过的事，边想边流泪。但流完泪，我又觉得踏实——这一生能遇到他，是我的福气。
退休前我在医院后勤处工作，虽不是一线医护人员，但见多了生老病死，对生死看得比一般人坦然些。2008年汶川地震后，我作为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加入了河南省红十字心理援助服务队，后来又当了队长。那些年四处奔波，要不是明辉在身后撑着，我走不了这么远。
我总说：“这辈子最庆幸的是投身公益，最幸运的是有老郭在身后支撑着我。”
起初他看我太累，就主动加入志愿服务，纯粹是想陪着我、替我分担。可后来，他一次次走进养老院、福利院，看到那些孤寡老人和残障孩子，心底的善意被真正触动了。他不再只是为了陪我，而是真心想为他们做点事。我们从夫妻，变成了并肩同行的公益伙伴。
因为都是志愿者，我们会经常接触器官捐献者和遗体捐献者的家属，对捐献这件事了解得比普通人多。
大概在我42岁那年，有一次参加完纪念活动，回家的路上我对他说：“等我有一天不在了，我也要捐器官、捐遗体。”
他立马回答：“我也是这么想的。”
没想到是我先提议，却是他先完成捐献。
2025年3月10日清晨，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明辉在睡梦中突然走了。前一晚他还念叨着要回单位看看老同事，要给家里添点菜。一夜之间，人就没了。
我强忍着悲痛，徒手给他做了20分钟心肺复苏，医护人员又接力抢救了一个多小时，可还是没能留住他。
那一刻，悲痛几乎把我淹没。但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们有约在先，不能辜负他。
我第一时间联系了红十字会，办理了捐献手续。儿子也是学医的，对捐献的事很支持。在办理遗体捐献时，他含着泪说：“爸爸眼睛很好，能不能捐眼角膜？”但遗憾的是，按规定，眼角膜捐献者需在65周岁以下，70岁的明辉已经超龄了，不过，他能成为“大体老师”，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局。
送他走的时候，我没有给他置办寿衣，而是换上了他平时最爱穿的蓝灰色衬衣、运动裤和运动鞋。他一辈子朴素，我想让他按自己平时的样子，体体面面、安安静静地走。
他的告别仪式上，上百名志愿者自发赶来送别。大家都记得这位温和宽厚的老郭，记得他拎着物资走进福利院的背影，记得他的厨房里飘出的饭菜香，记得他总在镜头外默默守护的模样。
如今，我依然带着心理援助服务队奔走在志愿服务一线。阳台上那只养生壶，静静地陪着我。
前两天给爸妈和哥哥扫墓，一家人坐在一起聊起人生，不知怎的就谈到了遗体捐献。几个兄妹都明确说，等百年之后，也想捐。儿子也认真地告诉我，到那时，他会按我的意愿，帮我完成捐献。
人这一生，其实很短。等我走了，能和家里的老头一起，以“大体老师”的身份，继续守护这个我们深爱过的世界——我想，这就是最好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