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长见
“吃罢腊八饭，就把年来办。”儿时的年味，是由母亲忙碌的身影一点一滴熬出来的，而忙碌的序幕，就是一锅腊八粥拉开的。
一早母亲就起来生火熬粥。米、豆、枣、果在锅中翻腾，母亲忙前忙后不停。一会儿用勺子沿锅边轻轻搅一圈，一会儿往灶里添把柴。浓郁的粥香混着柴草燃烧的味道，在院子里飘荡。当一碗五颜六色的腊八粥端上桌时，母亲总会讲一番懒惰致贫、勤俭持家的道理。“一顿省一口，一年省一斗。”这些谚语至今仍然在我耳边回响。
吃过腊八粥，母亲掀开面缸，念叨着“该磨年麦了”。我赶忙帮母亲张罗，簸箕、竹筐、席子摆满一院子。母亲将麦子倒入一口大锅中，添上水，用笊篱撇去浮在上面的秕子，旋转着捞出麦子，放到筐子里沥水，摊到席子上晾晒。背到三四里远的磨坊磨面。腊月里，磨面的多，母亲每次回来都是披星戴月，头发上、眉毛上沾着粉尘，夜色里像落了层细碎的星光。
一进入腊月，父亲忙着上山砍窑柱、捡干柴，换取过年的开销。忙年的事全由母亲操持。白天，母亲忙着准备年货。夜晚，她坐在油灯下，为我们缝制过年的新衣服。摇曳的灯光在母亲脸上投下斑驳光影，母亲专注地埋头做活，针线如同精灵般在布料上穿梭。那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趴在母亲身边，一遍遍问新衣服何时能做好？还有几天过年？盼着穿上新衣在同伴面前炫耀一番。
“二十三，炕锅边。”随着小年来临，年味愈发浓郁，母亲愈发忙碌。火烧馍的香味还未消散，母亲带着我开始“扫房子”。两间草房，烟熏一冬天，房顶、墙壁布满灰尘。母亲领着我把屋里的瓶瓶罐罐、小箱小柜搬到院子里，搬不动的用旧床单盖好。砍一根竹竿，上端绑一撮竹梢。母亲用毛巾裹住头，换上旧衣服，举着竹竿，扫过屋子里每一处角落，掸去尘垢蛛网。
清扫完毕，母亲找来报纸，换掉顶棚、墙壁上发黄的报纸，再裁剪几朵窗花，配上两张胖娃娃抱鲤鱼、老寿星贺年岁的年画贴上。母亲心灵手巧，把平时收集起来的废旧塑料，捏成形状各异、色彩缤纷的花朵，插进瓶子，摆在堂屋桌上，过年的喜悦又增添了几分。
物资匮乏的年代，豆腐是过年的主角。做豆腐要去一公里远的一家豆腐坊。母亲早早起床，挑上昨晚已经泡好的黄豆，另一个肩膀还要背一根粗木柴，翻山越岭赶去排队。那时做豆腐全靠手工，磨豆浆也靠人推磨，做豆腐的人又多，有时还需要相互帮忙，母亲到家往往已到半夜。看到我仍坐在火塘前等候，母亲顾不上歇息，放下挑子，先给我切一块温热的嫩豆腐。享受着美味，我一天的孤独寂寞瞬间消散。
母亲把大部分豆腐泡在水缸里，少部分炸成豆腐干，豆腐渣也不舍得全喂牲口。她把红薯洗净去皮、切成丁，拌进豆腐渣里蒸成馍。我把它放到火塘边烤焦了吃。
小时候的年，是被美食和热闹填满的。随着春节临近，肉香、馍香、油香和菜香弥漫在村庄的空气中。虽然没有鸡鸭鱼肉，母亲却用简单的食材，做出不同种类和形状，哄我们开心。
蒸馍时，母亲会做成糖包、枣花馍还有肉包。初一早上，母亲把肉包热得暖乎乎的，让我们站在门后吃，说是这样做，新年里身上不会生疮。
还记得炸东西时，除了豆腐干、肉丸子，母亲还会炸些萝卜丝、南瓜干丸子，还会炸些红薯片。油锅烧开时，“吱”的一声，裹着面糊的萝卜丝、干菜团一下锅，各种丸子在油锅里翻腾，滋滋作响，浓烈的香味扑鼻而来。母亲不让我靠近，我站在灶房门口，眼睛里闪着亮光。稍凉一点，母亲顺手递来几个丸子。我狼吞虎咽吃了起来，虽然烫，但是很开心。
最难忘的是除夕那天，年货已准备齐全。午饭后，一家人就开始包饺子了。父亲常说：“谁不干活，就不能吃饺子，也长不了一岁。”我就积极地递饺子皮、往锅里加水，干些小活儿。一家子其乐融融准备着简单又庄重的年夜饭。
母亲会在饺子里放一枚一分钱硬币，说谁吃到就说明谁有福气。我想不通的是，为啥每次都是我吃到。每当“咯嘣”一声咬到硬币时，我会兴奋地吐出来举在手里大喊：“我吃到了，我有福气！”父母看着我，脸上露出慈爱的笑容。
童年时的一些零星记忆已融入年味里。从小盼年的孩子，早成了操办年事的大人。现在的过年，没有了父母当年的忙碌与辛苦，孩子们对“年”也不再有那样强烈的期待和憧憬。但每逢年底，我就会不自觉地想起小时候过年的日子，想起母亲用灵巧的手为我们撑起的热气腾腾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