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举蔡桂林
公元前361年，梁惠王组织数十万民力，在郑州西北邙山开挖而成的鸿沟，联通中原、江南与华北，既是一条政治经济的纽带，更是一条多姿多彩的文化纽带。隋唐以后，在鸿沟基础上开筑的通济渠，在白沟基础上挖掘的永济渠，造就出中国运河辉煌时代。如是，蕴含中华文化精神的“书院”沿古运河播向四方，就不是偶然。它上承商周先秦私学血脉，后启文明时代学校精魂，中间激荡千年，在潮起潮落中弦歌不辍，塑造出中国古代教育经典面貌。
经贞观之治积淀，大唐国力渐盛。天下经卷典籍由大运河直接送达修书编目的洛阳紫微宫丽正殿东廊。唐开元十三年，丽正殿书院易名为集贤殿书院，聚贤治国，38年间累积出书众多，恰如运河之水般为华夏文脉注入奔腾活力。
唐代书院不仅是修书藏书之地，更兼具讲学议政功能。正是讲席功能的生成，“书院”之名被历史时代隆重接过，演化成操练学术思想、赓续精神文化、培育人才的神圣殿堂，深刻影响了中国千年人才成长。
晚唐五代，王龟在洛阳龙门西谷构建书院，藏书数千卷，吸引赵嘏、李商隐等文人雅士，在乱局中坚守着文化尊严。窦氏书院在乱世中崛起，四十间校舍、数千卷藏书，向四方孤寒之士敞开大门，“五子登科”的佳话印证了书院“有教无类”的初心。
宋王朝运河漕运的兴盛，催生出书院的兴盛繁荣。应天书院自运河要冲睢阳（今河南商丘）崛起。应天知府晏殊鼎力扶持书院建设，延请范仲淹任书院主讲。范仲淹以胡瑗的“明体达用”为践行宗旨，倡导“经世致用”，强调“读书”与“穷理”相辅相成，与后来二程在嵩阳书院的“格物致知”理念一脉相承。“睢阳文学，冠于天下”。
洛阳龙门书院在胡曾、张谊等人推动下形成学农并重的模式，培养出张去华这样的状元才子；有宋一代的嵩阳书院迎来鼎盛，大儒云集，程颐、程颢聚徒数百人讲学，将儒学哲理化。
二程弟子杨时、游酢“程门立雪”，得理学精髓，沿运河南归。在归途中，杨时游学应天书院，将范仲淹思想装进行囊，传至江南；游酢沿汴入淮，继续南下，将中原书院“讲会”制度带入白鹿洞书院。
中原古运河岸畔的书院，开中国书院之先河，对中国书院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朱熹重修白鹿洞书院时，借鉴了嵩阳书院的学田制度，吸收了应天书院的“经世”学风，他亲撰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标志着中国书院的成熟。可以说，天下书院，是对中原书院的进一步丰富、完善，相比而言，中原书院更具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地位和意义。
元太宗年间，姚枢、许衡等人在永济渠畔的辉县苏门山重建太极书院，迎请南方理学家赵复北上讲学，将经传子史、礼乐名物等学问倾囊相授。许衡在太极书院提出的“伴读制”，姚枢向忽必烈上书的“修身力学、尊贤纳谏”治道八目，都印证了书院“经世致用”的精神内核。
运河的通航让文化传播突破壁垒，太极书院与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齐名，成为中原理学北传的大本营。书院选取程朱遗书列为教材，广泛讲学，推动元代北方理学发展到新高峰。
明清以降，朱明王朝的文化高压使书院再无大师，清代的思想禁锢让书院沦为摘章训诂的场所，中原运河畔的大梁书院，在黄河泛滥与战乱摧残中顽强存续，成为河南书院教育的中心。大梁书院历经多次变迁后，最终与河南贡院融合，坍塌的砖瓦被垒进河南留学欧美预备学校的教学楼，让书院精神在现代教育中延续。1905年，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与书院一同完成了历史使命。但运河畔的弦歌并未停歇，“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河流不息，文脉不止。
从集贤殿书院到河南大学，从《群书四部录》到现代学术体系，古运河畔的书院虽已换了人间，但其“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为天地立心”的精神追求，却如运河之水奔流不息。千年岁月流转，运河涛声依旧，书院的教化精神早已融入民族的文化血脉，在新时代浪潮中，继续奏响传承与创新的乐章。
《弦歌千年——中原书院历史文化钩沉》一书出版在即，回望历史深处、抚摸岁月肌理，在时间长廊里停下脚步，瞭望书院身影、追寻书院神韵，著就一部别样的中原教育史、中原文化史、中原思想史。期待它的出版，给我们带来更大的惊喜。
（陈举：纪录片导演，河南大学硕士生导师，代表作《大运千年》《大东北》等；蔡桂林：著名军旅作家，文学评论家，运河文化生态学者，代表作《千古大运河》《天下在河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