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权恒
刘震云是当代文坛非常活跃的重要作家，如果从1982年发表的首部短篇小说《月夜》算起，迄今为止，其创作时间已经持续四十多年。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相比，刘震云经常关注底层，聚焦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善于向社会历史深处开掘，小说散发着浓郁的日常生活气息。单就题材内容来说，不管是早期成名作《塔铺》，还是新写实小说《一地鸡毛》，或者最新长篇小说《一日三秋》，纪实与虚构成为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内在底色，也是他与现实生活有效链接的重要途径。
对于小说创作“学徒期”的刘震云来讲，青少年时期的乡村生活经验是弥足珍贵的，乡村的月亮、星星、夜空、荒野、小河、瓜地等都以纪实方式，直接进入刘震云小说创作的场域内部，充满着现实生活质感。短篇小说《月夜》《被水卷去的酒帘》《江上》《三坡》《村长和万元户》《河中的星星》《铁头老汉》《模糊的月亮》《大庙上的风铃》等等，都是刘震云乡村生活经验经过发酵变形的直接产物。后来，姥娘、母亲、舅舅、表哥以及西老庄村的乡邻玩伴，也开始活跃于刘震云小说故事之中，这让他真正获取文学创作的原始资本。早期乡村生活经验是刘震云小说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也直接助推他走向更广阔辽远的文学世界。
1987年，短篇小说《塔铺》在《人民文学》第7期刊载，标志着刘震云在中国当代文坛正式亮相。现实生活的穷困艰辛、高考复读生的精神焦虑、人性的复杂幽暗在小说中都有淋漓尽致的呈现，生动描绘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代人的真实生命状态，小说的纪实色彩鲜明。后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迅猛发展，世俗化思潮开始风靡全国，《新兵连》《单位》《头人》《官场》《官人》《一地鸡毛》等新写实小说应运而生。上述种种生活体验充满着真实性和确定性，与当今许多生成式人工智能文学创作具有本质区别。
间接生活经验也是刘震云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与贾平凹、余华、李佩甫、东西等同时代作家相比，新闻事件开始进入刘震云文学创作过程之中。比如，《温故一九四二》《我不是潘金莲》《我叫刘跃进》《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等掺杂着新闻事件的成分，这也有效验证“新闻结束的地方就是文学开始的地方”的科学合理性。针对刘震云小说的新闻化现象，部分评论家认为，一方面，这是刘震云有效介入现实社会的重要方式，值得肯定；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缺乏生活经验的外在表征。此种论调，我们应该理性对待，这直接涉及作家创作与现实生活关系的复杂命题。
刘震云说，生活停止的地方，文学就出现了。换言之，文学绝不是现实生活的直接照搬，它应该高于现实生活。此时，虚构和想象就成为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润滑剂。新历史主义小说《故乡相处流传》《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中，刘震云凭借着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把大历史和小叙事有机结合，努力还原历史现场，在时空交错中任意遨游，塑造了一大批性格鲜明的经典人物形象。之后，刘震云的《手机》《一句顶一万句》《一日三秋》相继问世，语言幽默，笑中含泪，狂欢化意味鲜明。实际上，刘震云在文本中借助“说话”来呈现“中国式孤独”，在“说得着”与“说不着”的尴尬言说中体验生命真谛。比如，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的许多人物原型大部分都来自故乡延津的父老乡亲。
文学的底色是哲学。刘震云的文学世界中，他有意打破过去、现在、未来的基本界限，许多神秘事件成为他进行创作的重要话题。
刘震云不仅对故事内容格外重视，而且已经开始深度思考文本结构问题。表面看来，结构属于外部形式，并不能完全决定事物的根本性质，然而，其在叙事效果方面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不管是《一句顶一万句》中的“出延津记”“回延津记”，还是《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的“第一部分前言：几个素不相识的人”“第二部分前言：你认识所有人”“正文：洗脚屋”，或者《一日三秋》中的“六叔的画”“花二娘”“樱桃”“明亮”“精选的笑话和被忽视的笑话”“《花二娘传》的开头”，就会发现刘震云对如何讲好故事匠心独运，彰显出刘震云具有高超的小说结构处理能力。
总体来讲，不管是纪实还是虚构，都是刘震云文学创作的重要手段，虽然并不能完全制约着作品质量高低，却在某种意义上深刻影响着他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言以蔽之，刘震云自由地游走于纪实与虚构之间，冷静地审视着现实世界的常与变，努力还原生命的本真状态，尝试对社会历史的矛盾问题进行有效呼应。毫无疑问，刘震云正在向这个写作目标迈进，其作品也是值得期待的。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刘震云年谱》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