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节气：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文化基石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二十四节气作为源自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伟大创造，不仅是指导农时的精密历法，更是一套深刻塑造中华民族统一性与包容性的文化体系。它作为“天下共历”的时间基石，在历史长河中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整合；作为多元一体的活态见证，在空间传播中生动记录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灿烂图景；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宝库，在日常生活中持续滋养着中华儿女共有的价值认同。深入发掘二十四节气的文化内涵，对于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与实践意义。

　　国家治理：节气体系与“大一统”国家的构建

　　二十四节气作为一套精密的时间制度，其形成与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构建进程相辅相成，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时间智慧，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农耕文明的时间共识与制度渊源。二十四节气的形成与发展与中国古代农耕文明的需要密不可分。黄河流域的先民在长期生产实践中，通过对日影变化、星辰流转、物候更迭的精密观测，形成了体系化的“时间知识”。《尚书·尧典》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说明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先民就已经认识到观测天象、制定历法的重要性。这种基于农业生产实践需求的时间体系，为解决何时播种、何时收获等核心问题提供了可靠依据，成为维系社会生产生活的基础性知识体系。二是大一统国家的制度构建与文化整合。自秦汉建立大一统国家起，二十四节气被系统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汉武帝时期，《太初历》正式将二十四节气订于历法，这一举措不仅是一次重大的历法改革，更是国家通过统一时间标准来整合多元地域文化的重要实践。此后，历代王朝均将二十四节气作为历法核心组成部分，形成了普天之下“奉正朔”的政治文化格局。三是政令统一与教化融合。在具体实施层面，国家主要通过两种途径推广节气体系。其一，通过政令统一，将节气体系纳入国家正朔，通过颁布皇历、推行祭祀典礼等方式，使之成为规范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活动的合法时间标尺。其二，通过教化融合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从官学到民间的传承机制。《新唐书·百官志》记载，司天台设天文博士，“掌教天文气色”；各地官学亦将节气知识纳入教材，结合文献讲授农事安排与礼俗规范。这种制度性安排确立了节气知识的正统性，使其成为维系国家时间秩序与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

　　文化交融：节气文化与各民族的文化相通

　　二十四节气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既保持了核心文化认同，又丰富了各民族的文化实践，生动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创新性与包容性。

　　一是核心符号与文化认同的建构。二十四节气在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跨越地域与族群的共同文化符号。如清明祭祖、“冬至大如年”“立春咬春”等核心节俗，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认同。清明节的慎终追远，体现了中华民族尊祖敬宗的共同伦理；冬至的团圆祈福，则寄托了人们对和谐圆满的共同追求。这些共享的仪式与情感，塑造了中华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心理，成为连接各民族的精神纽带。二是各民族智慧的创造性转化。在统一的节气框架下，不同民族依据自身所处的生态环境与生产生活方式，创造了异彩纷呈的文化实践。历史上，随着人口迁徙与丝绸之路贸易，发源于黄河流域的节气知识体系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维吾尔族作为新疆地区的主要农耕民族之一，在长期适应干旱半干旱气候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将二十四节气的智慧与当地自然规律、传统农谚相结合，将节气名称转化成维吾尔语，形成了独特的农业实践体系。哈萨克族在游牧实践中，也形成了独特的节气体系——“阿玛勒”（意为“措施”）。这套体系与二十四节气存在特征化差异，它并非指导静态的农耕，而是服务于四季转场的游牧生活方式，其节气名也主要为物候现象及故事化的天气现象。三是节气文化的升华与创新。一些民族将特定的节气升华为本民族的重要节日，使之成为凝聚民族情感、传承历史记忆的核心载体。广西壮族的霜降节，是二十四节气与壮族稻作文化、英雄崇拜深度融合的典范。它最初是壮族群众酬谢自然、庆祝丰收的仪式。明代嘉靖年间，壮族的霜降节又融入了纪念抗倭女英雄瓦氏夫人的内容，使节气文化承载了保卫家园、英勇不屈的民族精神。

　　生活实践：节气文化与民族认同的日常滋养

　　二十四节气从历史深处走来，融入现代生活的肌理，通过塑造共同的时间知觉与情感纽带，将可感知、可参与的生活现实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滋养。

　　一是“天下共历”的社会建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不仅是自然规律的诗意总结，更是经由历史沉淀、被整个中华民族所内化的社会时间体系。从社会学视角看，时间并非纯粹的物理概念，更是社会文化的建构过程。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古代卓越的“社会时间制度”，将自然的、循环的时间节律，成功地转化为社会的、文化的节律。它通过赋予特定时间节点以特殊的社会意义，协调了庞大国家亿万人民群众的生产与生活步调，为社会整合与秩序维系提供了无形而有效的基础框架。二是文学艺术的情感共鸣。节气文化通过文学艺术的创作和传播，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共鸣。以清明为例，《全唐诗》与《全宋词》中相关作品逾850首。杜牧“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的千古绝唱，赋予了清明节深沉的情感基调。白居易的《寒食野望吟》则以“风吹旷野纸钱飞，古墓垒垒春草绿”的凄清画面，渲染出祭扫的肃穆氛围。这些作品在传诵间，将节气的文化意蕴与情感体验深深地烙印在民族的审美心理中。历代文人墨客对节气的吟咏，极大地丰富和固化了与节气相关的情感符号。杜甫“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乡愁，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的思念，这些由节气所催生的千古名句，早已超越个人情感的范畴，升华为全体中华儿女共同的审美范式与文化密码。三是民间智慧的活态传承。在广大乡村，丰富的节气文化知识被能工巧匠们凝练为通俗易懂的农谚与民谣，实现了知识的生产性转化。诸如“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过了惊蛰节，春耕不停歇”等谚语，直接指导着农事生产。而“种田无定例，全靠看节气。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等节气歌，则通过口传心授，将一套完整的自然历法铭刻在民众的集体意识里，成为中国人理解世界、安排生活的实践哲学。二十四节气通过世代相继的制度、周期性的仪式、习焉不察的民俗等，持续强化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与身份认同，将“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在每一代人的生命体验中。

　　课题组组长：郭杰课题组成员：李孟舜屠青姬亚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