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瑜
中年后记忆力下降，能记得的生活细节大多和孩子有关。
某年秋天，重阳节刚过，窗外树叶依然红着，母亲打电话过来，问我：“今天是我的生日，你不记得了吗？”我一下愣住了，说：“我刚忙完一些事，完全不记得了。”我说得太直接了，母亲不能接受，就说，养你们几个真是白搭了。这是母亲常说的话，有责怪的意味，也有一丝亲昵的玩笑。
母亲不是一个喜欢抒情的人，她们这代人，有着浓烈的危机感和饥饿史。对温饱的关心超过万事万物。母亲的这个电话让我觉得陌生又诧异。母亲什么时候如此在意这些仪式感了？我在办公室里愣了一会儿神，有那么一刻，我甚至觉得母亲进步了。她也开始在意生日，以及她自己的存在感了。
母亲之前不是这样的，她们这一代人都活在一种“无我”的生命状态里。有什么好吃的，优先要给孩子。每次过年，母亲几乎一直在厨房里，她只为儿女活着。她将自己活成了一个配角。而这一次，母亲在电话里的质问，显然，她有了“自我”。她在强调，我需要记住她的生日，打电话问候她一下。
母亲的生日电话像一个时间的分水岭，这个电话之前，我活在自我的生活里，封闭又自由。母亲的电话让我意识到，母亲老了，她变了，她有意识地想多和我们说话。找不到理由，就借着生日来打扰我们。我也在母亲的提醒下，变成了儿子。是的，我之前并没有进入到这个角色里，我像风筝一样，飞到了天空。母亲的电话让我这只风筝的线紧了一紧。这样的自我觉知，与责任感关系密切。我将母亲的生日存到我手机里的时候，心想，要多回去看看，要给母亲买一些她不舍得买的吃食，要给她及时更换破旧的用品。
一想到给孩子过生日时，我们忙前忙后，买生日礼物，定生日蛋糕，招待孩子的小伙伴，还要带孩子去游乐场玩半天。便觉得，人类的付出是单方面的。我只是将对父母亲的那些爱分配给了孩子。
母亲生日那天早上，我的手机会滴滴提醒，闪着四个大字，母亲生日。我会在12点左右时打电话给母亲，祝她生日快乐。问她吃了什么，哥哥回家了没有。有什么想要的东西没有。照例是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便没有了什么话要说。
我知道，母亲既不想让我给她买生日蛋糕，也不想让我开车一百公里赶回去。她只是想让我在生日的时候打个电话给她，哥哥听到，嫂子也听到了。我尽管没有付出什么，但参与了哥哥和嫂子的忙碌，我算是进入了母亲的生活里。
我理解母亲，也愿意顺着她的想法去做。所谓孝顺，有时候就是顺着她的意思做一些并不重要的事。然而，每次打电话给母亲，总是无法说更多的话。吃了什么，最近身体还好吧，电器有没有需要更换的，我哥抽烟还那么厉害吗？我爸骑自行车时别忘记戴手套。说完了，便没有什么可以说的了。我们的交流，几乎是一篇简讯，时间地点人物，一说出便结束了。我和母亲没有任何隐秘的话、任何关于生活态度的话来交流。
我有时候想，我们的缺点，几乎都是对父亲或母亲的复刻。私下里，我几乎不会赞美别人，不会说甜腻的词语。我向人解释过，我的文字几乎不使用甜腻的词语，原因是我幼年时日子太苦，饥饿又寒冷，导致我成年后对生活有一些敌意，我喜欢使用灰白的词语来表达，我是一个忠于童年的人。
母亲的确在我成长过程中没有说过甜蜜柔软的话。她自然是爱我们的，但是，她从来没有表达过和爱相关的意思。这样的结果是，我和我哥以及妹妹的关系，虽然融洽，但我们从未说过亲密的话，也没有在生日时相互打电话祝福过。乡村成长的孩子大多如此，虽然有时候也会彼此牵念，但大多属于内心生活，几近隐私。
有一年重阳节看电视，听一个歌手唱《烛光里的妈妈》，泪流满面。听完后，我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问她身体怎么样。母亲正和邻居打麻将，不知道我有什么事情。电话那端有出牌的声音，也有催促母亲的声音。我的确没有什么事情，就挂了电话。
挂了电话才觉得，我的这个电话竟然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问了一句，你最近还好吗？
重阳节还没有到，我就开始查日历，母亲是节后10天生日。我依然会在12点左右打她的电话，大概内容就是，最近胃病没有犯吧？你们的枕头太低了，要不要换一个？母亲照例是拒绝的。每逢佳节倍思亲，所思念的，大概就是旧时光里的我们自己吧。我想，是这样的。
（作者系著名散文作家、河南省文学院专业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