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心泽
我们眼中土得掉渣的红薯，原是越洋而来的舶来品。它们原产于南美，在明万历年间由东南亚传入中国，又名番薯。
具体怎么抵达中国呢？一说由广东人陈益收买安南首领，将薯种藏匿铜鼓中偷偷带回虎门，始得在中国种植；一说由福建人陈振龙“取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巧妙躲过吕宋殖民者关卡“始得渡海”带回厦门，渐渐在全国推广。不管如何，红薯传入中国的历程，都艰险而充满波折。
前人冒险把红薯引入中国，因其无地不宜，抗旱耐碱，产量又高，口味绵甜，生熟可食，饥馑之年为救荒优选。到清乾隆时期，红薯发展成仅次于稻米、麦子和玉米的第四大粮食作物。
历经艰险跨越山海而来，在华夏大地随遇而安的红薯，在中国四大主粮中却相对比较被忽视。在一度靠红薯救急的农村，渴望孩子们能跳出农门的乡亲们，会对木讷寡言、只知低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子女，痛贬其“就是一骨碌红薯”。
没办法，红薯就这品性。不管在肥沃的黑土中，还是在贫瘠沙土中，只要深植土地之下，红薯只顾闷头生长，完全不管长成何种形象。相比其他植物果实，其形状最不讲规矩，难以方圆长短状之。壮硕者甚至会把自己长到胀裂外翻，更显傻大黑粗。
红薯，在地下持续积蓄力量，不断发育长大。因为红薯产量高，曾被年少的我长期抱怨。20世纪那段困难时期，田野间纵横的是阡陌小径，农村运粮基本靠灵活机动的手推独轮车。收获几分地的红薯，一家人要从清凉的一大早掘到日头炙烤的晌午，下午还要急急地一车车从山坡上往家推，日头落山还没运完，因为车筐里堆满死沉的红薯，车筐后面还要放上一捆拖拖拽拽的红薯秧子。满负荷的一天下来，累得人全身骨头要散架，第二天还得上地，父亲舍不得剩在地里的红薯秧子。
红薯人吃，秧子用钢磨磨碎喂猪，这是农家经济收入的保证。孩子们累得受不了，年年盼望家里少种些红薯，红薯收获完毕后直到腊月小年，全家主食以红薯及红薯衍生的红薯面条、红薯面馍为主。直到包产到户初期，我们仍在吃一层白面夹一层黑面的花卷馍，吃好面与红薯面掺杂的花面条。
任你如何埋怨，红薯只管全方位、无死角地奉献人间，根茎叶皆可食用，馍菜汤都能靠红薯搞定。其茎、叶鲜嫩葱绿时，乡亲们从地里回来时会顺手掐上一把，到家后红薯叶拌手擀面浇蒜汁，或者把摘掉红薯叶的红薯茎与青椒爆炒，前者绵涩，后者清脆，均是口感上佳的农家美味。
红薯蒸煮或和其他粮食共同熬粥时，自然是越甜越好。还有种红薯味淡啃食时如啃木头，却更容易出淀粉，可制成粉条、涮成凉粉。红薯，丰富着人们的生活。
红薯在拙朴中暗藏玄机。人们用红薯津液沉淀成的淀粉洁白细腻，用红薯淀粉做成的凉粉、粉条，是农人的最佳菜肴。筋道的粉条、粉皮与羊肉、豆腐、白菜、萝卜等杂而烩之，淋上红艳艳辣椒油搅而拌之，即刻化诸般平凡菜蔬为人间美味，至今仍是中原地区经典的传统美食。
这世间多有像红薯一样、低头干活默默奉献不奢望被肯定却常被忽视者。拙朴的红薯，实而不华、厚德载物、毁誉不避，这样的品格，利欲熏心者是没有什么资格品评的。
“红薯面、红薯馍，离了红薯不能活”，这是人们在困难时期对红薯救济苍生的感恩，也是很多人并不太愉快的回忆。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有些少时曾大量吃过红薯的人，成年后不再喜欢吃红薯，甚至见到红薯就反胃。我想，这些人内心深处会不会有一丝丝觉得对不起红薯？
现在的红薯品种经过改良，出现了紫薯、蜜薯、黑红薯等新品种，被年轻群体充作零食深得喜爱。而原生态的红薯日益淡出人们的主食范围，在人世间深藏功与名。但其在某个历史时期，曾对人类的匮乏进行救赎的恩情，相信仍是很多人终生难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