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德昕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作为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理论特质，以哲学的语言精准地阐明了这一思想既有文化理论上的创新突破，又有文化工作上的布局部署；既有思想理念层面的认识论，又有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论；既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生动总结，又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发展，形成了科学系统的思想体系，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深刻回答了新时代我国文化建设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原则、实现什么目标等根本问题，全面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为深入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全面指引。
值得注意的是，“明体达用，体用贯通”这一描述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中国特色，来源于中国哲学的思想传统，又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既是对中国哲学传统体用观的超越，也是对近代以来思想界体用之争的一次完美回答。
“体用之争”的由来
“体”和“用”是一对中国哲学的特有范畴。与西方哲学中善于抽象的理论推演不同，中国哲学善于用具象的形体或简单的事物来解释本质的道理甚至描述复杂的规律。比如《易经》就是通过八个简单符号的排列组合去揭示宇宙之间最为深刻和本质的道理。所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体”指根本原则、内在目的，而“用”则是指具体方法、外在手段。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里，哲学就是要回答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问题，认识世界的本源就是“体”，改造世界的方法就是“用”。对于这二者的关系，从古至今，不管思想家是否采用“体”“用”这样的表述，都不可避免地对其作出过解释。
“明体达用”作为一个完整的表述，最早出现在《宋元学案》中，用来形容宋代思想家胡瑗的教育思想。在宋朝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体”与“用”有着明确的含义：“君臣父子，仁义礼乐，历世不变者，其体也；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者，其用也。”这一观念，在理论上是为了维护儒家意识形态，实践中是为了巩固家国一体的政治秩序，由此可见，“体”和“用”在中国传统中天然是合一的。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实践着“忠君爱民”的用，来维护“等级秩序”的体。
晚清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迫使中国被纳入了“世界历史”，“西学东渐”在当时也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含义。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对东方落后于西方的现实情况，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学习了西方的科学技术乃至是思想文化，进而将西学与中学进行对比，于是在对待两种文化的态度上就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尤其是在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上产生了争论，表现为近代中国思想界著名的“体用之争”。
“体用之争”的分歧
“体用之争”的分歧主要在于“古今中西”之争，说到底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救亡图存，以及救亡图存的方向是什么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归根结底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单纯是一个理论问题。
晚清最保守的理学家们，不管是“体”还是“用”都坚守中国传统，而一批具备良好西学基础的学者比如辜鸿铭，在对比了中西思想之后也走上了回归传统的道路，要将“中体中用”坚持到底。不过这些学者大多是坐而论道的清流之辈，他们的观点也只能代表一部分传统知识分子的认知。
而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一批开明知识分子在战争中发现，西方赖以纵横世界的主要是他们的坚船利炮，于是萌生了用西方器物维护中国道统的想法，即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张之洞，这些地方督抚在剿灭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在发展自身实力的过程中，渐渐尝到了西方技术的甜头，并逐渐发展出了一套“中体西用”的理论，而且在“用”的理解上，渐渐由单纯的“器物”层面进步到了“制度”层面。这一思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占据了中国思想界和实务界的主流。
直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年轻留学生为主的新派学人认为中国落后的根基恰恰就在于文化，器物层面和制度层面的变革是不够的，必须“打倒孔家店”全盘推翻传统文化，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全盘西化”才能融入世界大潮，所以新文化之所以能成为运动，就在于试图彻底改造中国人的思想，并为了这个目的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试图用西方的“用”在中国建构一套西方的“体”。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知识分子也看到了“中体中用”的保守、“中体西用”的肤浅以及“西体西用”的水土不服，以李泽厚为代表的思想家试图将“中体西用”和“全盘西化”融为一体，提出一种所谓“西体中用”的主张，这种调和主义的观点，自然也无法从文化上解决中西之争、体用之争，从而未能在思想界占据主流。
这些争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几乎成为中国知识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但之所以没有能够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信服的结论，关键在于缺少实践的支撑。所以严复就已经认识到“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所以硬要“中体西用”，最后的结果只能是在实践中反复碰壁，而固守“中体中用”就是继续走僵化落后的老路，彻底的“西体西用”又根本无法在中国大地上生根。
今天再去回顾近代中国这场“体用之争”，不难发现近代学人学习西方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无论这种文化上的渐进和反思怎么调整，这几种“体用观”总是不能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割裂了“体”“用”之间的辩证关系。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有什么样的方法论，文化上的结合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生硬的相加只能引起互相排斥；而是应该是深刻的化学反应，有机的融合才能形成有益的成果。没有“体”，所谓的“用”就没有坚实的理论根基；没有了“用”，本体再深刻也只是头脑中的空谈，根本谈不上改造社会。所以即便学者们在理论上推演出了一套又一套自圆其说的道理，不与中国现实的土壤相结合，也不可能真正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要真正理顺“体”和“用”的关系，就只能靠实践，跳出固有思维的窠臼，用中国人自己的实践去形成中国理论。
“体用之争”的超越
而真正实现用中国实践升华为中国理论，最典型的代表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在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最新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就是说这一思想是基于文化本身多层次、多向度的特征来考量的，另一方面更源于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发展的思考本身就是体与用、道与策的统一。
一是贯通“国运”与“文运”。近代以来中国人学习西方，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中国问题，但中国人的思想变革与中国的社会发展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习近平文化思想给出了明确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国有坚定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其本质是建立在5000多年文明传承基础上的文化自信。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一系列重大文化工程扎实推进、重要文化机构成功组建、重要文化地标顺利落成，全社会的文化意识、文化热情明显增强。所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把文化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是一句空话，这既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觉。
二是打通“根脉”与“魂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到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我们用了17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历了许多挫折之后意识到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来化中国，不过受形势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当时主要还是指导革命的理论，发展理论的当务之急是解决革命道路的问题。而从建党到我们真正提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明确将结合的深度推进到思想文化层面，我们用了100年。当然我们必须要清楚的是，“第一个结合”与“第二个结合”并不是割裂的，中国具体实际必然包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但我们能够从自发到自觉，甚至从自觉到自为地在理论上去论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更深、更新也更具有现实意义的层面，从这几个角度讲，习近平文化思想已经解决乃至超越了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
三是联通“明体”与“达用”。“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最直观的体现还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辩证统一上。立体容易，合用容易，明体达用不容易，在明体达用的基础之上，又要做到体用贯通，关键就在这个贯字上。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一系列重大创新观点，包括：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坚持“两个结合”；担负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掌握信息化条件下舆论主导权、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等12个方面的重大创新观点，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基础性、原则性内容，集中体现了这一重要思想在理念上的创新、价值上的引领、思路上的突破。这每一个方面的创新观点，都来自对现实问题的回答，而要在现实中真正解决这些问题又需要实践路径的指引。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还涵盖了一系列战略部署，包括：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工作体系；全面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快构建融为一体、合而为一的全媒体传播格局；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出更多同新时代相匹配的文化精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积极推进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打造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队伍等16个方面的战略部署，体现了目标与路径的一致、宏观与具体的融合、整体与重点的统一，彰显着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全面铺展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框架和整体布局，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
要真正解决近代以来思想界的“体用之争”，最关键的不是在头脑中构建出一套玄而又玄的理论体系，而是要在实践中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习近平文化思想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实践经验，形成于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由“两个结合”推动文化发展的实践过程，也必将在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彰显真理伟力。习近平文化思想正是在实践当中把“体”和“用”贯通了起来，超越了近代中国的“体用之争”，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深刻阐明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提供了总方针、总遵循、总要求，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境界。
（作者单位：中央宣传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