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廉政研究2024年学术年会暨清廉河南建设系列活动在周口市淮阳区举行。该活动在河南省纪委监委的指导下，由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建设与治理研究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廉政研究学会”），河南日报社，淮阳区委、区政府主办，河南省纪委监委驻河南日报社纪检监察组、郑州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协办，河南法治报社、淮阳区纪委监委、淮阳区伏羲文化改革发展试验区管委会承办。本次活动以“纵深推进新时代反腐败的理论与实践”和“加强廉洁文化建设擦亮清廉河南底色”为主题，来自全国高校、党校（行政学院）从事廉政研究的专家、学者，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干部等200余人参会。现将部分专家学者发言摘要如下。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
□吴宏亮河南省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
腐败问题是世界性难题，也是历史性课题。其根源性在于：首先是私有制度。腐败是私有制的产物，将伴随着私有制长期存在。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论述道，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复杂化，私有制和交换、财产差别、使用他人劳动力及其占有他人劳动成果成为可能。其次是传统观念。在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文化中，有一些关于腐败的落后的文化，关系学、厚黑学、官本位、特权思想等封建残余影响仍然存在，铲除这些糟粕需要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再次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强调经济资源商品化、经济关系货币化，唯利是图。此外，还有制度规范尚不完善，监督合力尚未完全形成，党内政治生态尚未彻底净化等，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决定了反腐败斗争是一场总体战、攻坚战、持久战。
当前，反腐败斗争已经进入深水区，我们绝对不能回头、不能松懈，必须持续发力、纵深推进，不断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第一，强化反腐败高压态势，纵深推进“不敢腐”。第二，强化以案促改、以案促治，纵深推进“不能腐”。第三，强化正反两方面教育，纵深推进“不想腐”。第四，强化受贿行贿一起查，纵深推进铲除“围猎”这个政治生态污染源。第五，强化完善反腐败工具箱，纵深推进反腐败能力建设。
政治监督权是一种主权性权力
□何增科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廉政分会会长、北京大学教授
自从国家从社会中独立出来成为治理社会的权威政治组织以来，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分级授权管理就成为必要的了。政治监督权是权力的委托方所拥有的一种权力，授权主体同时也是监督问责的主体。
政治过程中的委托方和代理方之间关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信任和授权，激励和监督。唯有充分信任和充分授权，职业管理者才会发挥专业胜任的优势，完成所托付的管理任务。唯有激励兼容，代理人为委托人卓有成效地努力工作使其自身利益得到充分考虑和充分保障，代理人才会有积极性努力工作多作贡献。在上述条件充分满足情况下，如果代理人仍然选择隐瞒信息隐瞒行为意图背弃信任滥权谋私或失职渎职，政治监督就成为保障委托方的权利和利益的必要手段。政治监督的目的是通过强制性信息披露和监督问责，控制代理人的行为，使之符合委托方的意图和利益。
在现代共和国中，主权和治权相分离。人民和人大代表组成的代表制机关是主权者，是授权主体。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官员是受委托管理国家事务的职业管理人。政治监督权是一种主权性权力，政治监督的对象是职业政治家和职业官员。其目的是维护和保障作为主权者的公民的自由和权利，维护和增进社会公共利益。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与系统治理
□许东升郑州大学纪检监察研究院院长
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工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前进方向。思考谋划新时代反腐败斗争，就要有改革精神、创新举措，如此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新情况，解决发展变化中的新问题。系统治理，要构建“三不腐”治理体系。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要义。系统治理就要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着力构建和不断完善治理体系，理顺体制机制，贯通协同各种治理方式方法，通过细化、量化、具体化等举措解决治理中的问题难题。系统治理，要用好信息化手段。用现代化手段赋能新时代反腐败斗争，是系统治理的现实需要、时代要求和有力武器。二十届中纪委三次全会指出要“善于运用信息化手段提升监督水平、规范化水平”。通过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开展监督治理，能全面提升质效，赋能清廉建设和腐败治理。系统治理，要强化学科建设。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实践总结和理论研究意义重大，高素质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也是关键要素。系统治理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推动纪检监察学科建设”的部署，既能直面问题，加强研究，制定对策，助力发展，又能持续不断为纪检监察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清廉转型：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的治理转型
□李莉中国政法大学国家监察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与反腐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快速实践发展密切回应的是建立了新兴的纪检监察学一级学科。目前，基于丰富的实践发展，基于新学科建设的迫切需要，基于中国独特的反腐败实践经验，如何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与世界反腐败研究进行有效的对话，我们亟须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从知识供给层面，提炼、整理富于中国特色的基础概念和理论。从腐败严重到反腐败压倒性胜利的发展过程，实际在完成一个转型的过程，这个转型是以反腐败为主线的，目标以追求清廉，所以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在完成一个从腐败到清廉的转型。“清廉转型”强调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就其腐败治理的制度、策略以及相关配套所进行的改革的过程。具体而言，这一概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清廉转型”包括如何转型及转型后的可持续发展两个层面；“清廉转型”指一种特殊的廉政治理范式；“清廉转型”是基于现代国家治理理念基础之上的治理转型。
坚持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彭新林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在反腐败高压态势下，实践中腐败的手法、形态隐形变异、翻新升级，出现了“借鸡生蛋”型腐败、“影子公司”型腐败、“代理人”型腐败等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形式，并呈高发、多发态势，成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面临的重要挑战。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伪装性、欺骗性、迷惑性更强，利用职务便利与获利敛财的关联度越来越低，权钱交易的隔离层越来越厚，在实践中呈现出腐败主体隐身化、行权方式间接化、腐败手法市场化、权力变现延迟化、主观故意模糊化等鲜明特征，面临问题发现难、调查取证难、行为定性难、追赃挽损难等难题和挑战。坚决惩治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是党中央深刻把握当前反腐败斗争阶段性特点、着眼反腐败斗争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全面巩固反腐败斗争成效的现实需要。须坚持系统观念，结合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表现形式、规律特点和演变趋势，建立健全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的治理机制，持续铲除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进一步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减法”
□袁柏顺湖南省廉政研究基地、湖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当前正处于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阶段。但不少学术观点和实务主张在求全（全过程、全要素、全覆盖等）、求细、求深，这种主张与做法可以归纳为做“加法”。但要进一步优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需要我们充分运用机制设计理论，考虑“减法”策略。加法固属必要，然其弊不可不察。任何制度都需要运行成本，任何制度背后的权力有其限度，任何机制也无法穷尽所有私有信息。一味进行制度叠加堆积未必能如初衷。运用“减法”策略，或可纠偏。公开胜于专门监督的力量强化，可以强化制度性公开而非监督力量的堆积投入；可以激发内生动力而非片面强化外部监督；可以限制与平衡权力而非一意赋能变监督力量的赋权扩权；可以责任明确、合理配置而非责任游移、责任错置来发挥问责功用；可以制度目标实现程度决定制度变革与伸缩。果如此，通过促减提质，可期构建成功高质量的监督体系。
“点题整治”实现监督和服务双效提升
□陈建平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与法学院副教授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福建省纪委监委以“小切口”“项目化”方式持续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从2021年开始创新实施了“点题整治”工作机制。主要针对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经过实践探索形成了“群众点题、部门答题、纪委监督、社会评价”的闭环式民生治理机制。“点题整治”以群众的民生需求为导向，以精准治理为过程纽带，省、市、县三级纪检监察机关和相关职能部门协同联动，同题共答。一方面，以省级纪检监察机关高位推动，促进相关党政部门的纵向动员和横向协同，同时积极吸纳群众的有序参与；另一方面，将纪委监委专责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各方力量贯通起来，实现了纪检监察机关嵌入式主导，内外联动的民生问题治理之道。“点题整治”通过点准题、答好题，实现监督管理和民生服务的双效提升。正所谓“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而民生更是系着民心，“点题整治”这一典型和特色的工作机制，将反腐惩贪的力度与决心和民生治理的温度与暖心实现了统合。
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
□陈静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黑龙江社会发展与地方治理研究院首席专家
政治监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发挥主导作用，彰显监督的本质要求，是最重要的监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具体要求，既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监督重要论述的举措，也是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进一步丰富与完善，更是从制度角度对新征程持续推进政治监督提出的更高目标，彰显了我们党对开展政治监督内在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意义重大。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政治监督重要论述的精髓要义、深刻把握新征程政治监督的具体着力点、深刻把握政治监督方法路径的贯通协调性。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至少要在三大机制上找到发力点。首先，要健全心理认同机制，即强化党规党纪教育、强化对党忠诚教育、强化政治监督教育。其次，要健全融入结合机制，即把政治监督融入改革发展、融入专项治理，与日常监督结合、与数字技术结合。最后，要健全一体推进机制，即落实一体推进的政治责任、筑牢一体推进的制度机制、深化一体推进的方法路径。
有形监督实现有效监督的实践创新
□乔德福华北水利水电大学清廉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2023年3月以来，淮阳区纪委监委按照中央关于“推进纪检监察工作理念、思路、制度、机制创新”要求，依托数字技术建设智慧监督平台，不断推进有形监督实现有效监督实践创新。一是在创新中探索有效监督。推出“五亮工程”和“一村一码”下沉监督模式，搭建“六个”数字系统智慧监督平台，采取“六个一”群腐集中整治工作法实施靠前监督，破解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二是在创新中实现有效监督。创新下沉监督、靠前监督、数字监督规范化常态化机制，及时有效遏制腐败苗头性问题，农村社会风气明显好转，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2024年上半年淮阳区信访举报量、检举控告量、初次信访举报总量同比分别下降40.7%、43.1%、43.1%，被表彰为全国信访工作“三无”县。三是在创新中推进有效监督。纪检监督工作必须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在学校、医院、政府服务部门进一步推进“五亮工程”，拓展“一院一码”“一校一码”全覆盖，拓展有效监督范围，创新“室组员”联动监督模式；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坚持全周期管理理念，推进数字监督融入纪检监察业务工作全过程，强化风险隐患防控，有效监督与有效教育问责一体推进，进一步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安全感、幸福感。
四个层面改革和完善农村监督体系
□万银锋河南省社科院纪检监察研究所所长
党的十八大以来，管党治党体系充分体现“全面”和“从严”。横向“面”上，基本实现全领域、全地域的全覆盖，但纵向“链”上存在打通农村管党治党和权力监督“最后一公里”问题。集中表现为“四个不来”：上级监督“沉”不下来、专责监督“伸”不过来、内部监督“硬”不起来、群众监督“嵌”不进来。主要原因：一是从中央到基层的多层组织设置使全面从严治党压力传导层层递减。二是农村自治系统中“村官非官”的管理体制使制度措施落实困难。三是监察、司法等重要国家机构只设到县级，向基层辐射力度有限。
要从全面从严治党、乡村振兴的高度，从上级监督、专责监督、内部监督、群众监督四个层面改革和完善农村监督体系。一是落实好乡镇党委管党治党主体责任。重点是牢牢把握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以党管干部的原则把好农村换届选举关。二是推动纪检监察工作向农村延伸。重点在立法层面解决好监督力量“下沉”问题。三是全面加强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重点从提高薪金待遇、强化激励机制、改善办公设置等制度层面，健全村监委稳定运行的保障机制。四是构建群众监督权利保障机制。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群众政治参与机制，营造全面从严治党的群众监督氛围。
中原廉文化的使命与担当
□徐喜林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原纪委书记，河南省廉政理论研究中心原主任
中原廉文化的多重风采。中原廉文化是与中原相关的以清正廉洁为主线的廉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统称，即以河南为主体清正廉洁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体，是中国清廉文化的骨干和缩影。中原廉文化包括廉理文化、廉吏文化、廉观文化、民廉文化等，具有广泛性，历史性，分布普遍，时隐时现等特征。
中原廉文化的重大使命。中原廉文化是“一体推进三不腐”的有力抓手，是推动廉洁文化建设的思想武器，是清廉河南建设的重要载体。河南省广泛开展了中原廉文化实践。其中“清风荷韵中原廉文化系列活动”展示了廉文化理论与实践结合的魅力，提供了乡村治理的清廉样本，丰富了“不想腐”的“工具箱”，开拓了廉文化建设的道路与前景。
中原廉文化的勇毅担当。中原廉文化的传承创新发展任重道远。在指导思想上要承天接地，在资源运用上要博古通今，在形式创新上要繁简配套，在时间长河中要持续增效。要对中原廉文化开展系统研究，包括成立中原廉文化研究会，设顾问团、专家库、内刊和公众号，加强与省内外的合作交流，要列入清廉河南建设布局，推动融入全国的廉洁文化建设体系。
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防控路径研究
□毛立红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教授
在当前惩治腐败高压态势下，完善党内监督体系，加强对“一把手”领导干部的监督，是持续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我们以99位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案例为研究对象，利用文献内容分析法，从腐败案件的总体概况、主体结构、案件规模、腐败类型四个方面条分缕析，并通过深度访谈进一步探究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的问题表征与深层原因，进而提出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防控路径。
研究发现，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的基本特征为：一是拉帮结派搞团团伙伙。二是政经交织导致政治危害。三是权力外溢形成家族腐败。四是贪图享乐滋生腐败温床。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频发的原因在于地方政治生态外部环境亚健康化，权力配置不尽科学，权力监督效能不足以及腐败惩治机制不够完善。为了防范县级党政“一把手”腐败，首先要净化地方政治生态外部环境，形成科学选人用人导向；其次要严格规范权力配置和行使，建立县委书记权责清单制度，合理界定权力，主动晒权；再次要强化权力监督体系建设，压实上级监督责任，增强同级监督合力，完善民主监督体制机制，加强对重大权力、重要部门的监督；最后要完善腐败惩治机制建设，严惩滥权行为，完善对行贿者、串供者的惩处制度。
政企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之一。基于50个案例的深入分析，我们总结了导致政企关系恶化的主要因素和相应比例：一是预期收益未实现，主要是市场形势变化，占20%左右；二是政策不确定性，特别是宏观调控和监管政策存在不确定性，占37%左右；三是关系中断，主要是领导更换，占9%左右；四是私人利益未满足，主要是腐败问题，占30%左右。在经济增长放缓时期，尤其要注意维护良好的政企关系，防止正和博弈变成零和博弈。为了优化政企关系，政策要保持连续性，要取信于民，同时应该稳定官员任期，并保障产业政策的透明、公平和普适性。
——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教授）
数字技术的嵌入改变了乡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乡村网格化治理创新开辟新的视野。以福建漳州的“数字坂里”数字平台为例。“数字坂里”平台通过将网格技术、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三者有机结合，再造了服务导向的乡村综合治理流程，以技术式吹哨、精准化受理、梯度化落实、可视化督办、纠偏式反馈五个环节形成流程闭环，真正将矛盾和问题消解在基层。“网格化+数字化”乡村综合治理通过平台接诉建构“数字中枢”，简化诉求传递流程；通过适度放权激励民众参与，形塑多元共治格局；通过适时提醒推动干部履职，优化基层政治生态；通过进程可视助力线上督查，倒逼干部积极作为；通过全程留痕推动考核细化，夯实条块联动基础。
——胡卫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坚持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同时，大力推进伟大自我革命，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的重大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在两个革命中，伟大自我革命处于主导性地位，是伟大社会革命的先决条件，决定着伟大社会革命的方向和效果。伟大社会革命提出了伟大自我革命的新要求，赋予其全新的革命内容。两个革命的辩证统一推动党不断实现阶段性奋斗目标，朝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奋进。
——卜万红（河南大学廉政研究中心副主任）
“政治免疫力”的话语指向具有三大功能：即辨别敌我的政治鉴别功能、清防一体的政治净化功能和保持稳态的政治稳定功能。“政治免疫力”的话语内容是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表现为新时代增强党的政治免疫力的实践策略：一是发挥政治识别功能拒腐防变，提升政治识别能力，增强免疫接种，形成“群体免疫”；二是发挥政治净化功能清防一体，增强政治保护能力，包括防御外部致病源的防御能力和清除内部不良因子的清毒能力；三是发挥政治稳定功能优化生态环境，增强政治免疫系统的维稳能力，保持机体内生态有序运作，避免“超敏反应”。
——崔会敏（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村务监督委员会是我国农村基层治理领域的一项伟大创新，在监督保障村级权力规范运行、遏制基层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维护基层群众合法权益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已经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的重要实践载体、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制度保障和农村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依靠力量。2024年是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探索实施2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村务监督委员会发端的“后陈经验”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和批示。新时代新征程，要从明确功能定位和职责权限、丰富监督内容和方式手段、强化人员力量和基础保障等方面，不断总结经验，完善制度设计，进一步规范监督内容、权限和程序，着力推动村务监督委员会从有形覆盖到有效覆盖转变，更好发挥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实质性作用，不断彰显这项制度的活力和生命力。
——刘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党史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