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泽来
古人和今人一样，喜欢在入伏后吹着晚风，抬头仰望北斗星。由于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颗星，据传主管文运，古代士子中状元时便称“一举夺魁”。农历的七月初七是魁星的生日，因此想求取功名的读书人，常会在七夕这天晚上祭拜魁星，以求保佑自己旗开得胜、高榜得中。
七夕是我国岁时习俗中的一个重要节日，晒书是节日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入伏后天干物燥，七夕这天天门洞开，古人觉得这一天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刻，能把书籍和衣物晒透，文人士子们便纷纷将藏书搬出来，摊在阳光下曝晒，以达到驱虫目的。西周时期的历史典籍《穆天子传》中有“天子东游，次于雀梁，曝蠹书于羽陵”的记载。东汉崔寔在《四民月令》中云：“七月七日，曝经书及衣裳，不蠹。”这说明我国从汉代起，就有了七夕晒书的习俗，魏晋时期，七夕晒书已相沿成风。明代陶宗仪“曝书偶忘今朝是，乞巧欣逢此夕临”、清代乾隆皇帝“正当复七日……曦朗曝书宜”的诗句，则是对七夕晒书的真实感受与写照。
毫无疑问，晒书本身是极环保的护书方式，尤其是南方地区，长达数月的梅雨季节，高温高湿对书籍或多或少有破坏，对于嗜书如命的读书人来讲，书籍发黄脱墨甚至霉烂长虫，是“灭顶之灾”。北宋时期，晒书行动更是发展为官德辅书会这样的文人集会，其时国子监作为官方的教育机构，每年七夕前后会晾晒书籍，以祛除潮气、防霉防蠹，有效地保护藏书。
宋代的官办晒书会，云集了当时文化行业的顶级精英。一般由掌管图书的秘书省主持。多在农历七月的五、六、七三日举行。由于南宋都城杭州地处东南，气候潮湿，南宋比北宋更重视晒书。“馆阁晒书会”的层次较高，展品不乏稀世珍品，能参会的大多是大臣名流，当时的书法和绘画名家，基本上都在朝中担任各类职务。一年一度晒书会，无疑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化盛宴。在官方的推波助澜之下，七夕晒书这一习俗，在民间更流行，很多读书人甚至借七夕晒书展示自己的学问。
晒书倘若抽除了俗世浊气，仅止于晒学问，倒也无可厚非。南朝刘义庆所著《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趣事：西晋时期，七月初七这天，当地乡绅纷纷晒衣炫富，皮裘锦被琳琅满目置于阳光之下。唯有大司马桓温手下的参军郝隆，搬出竹榻放置庭中，在正午时分仰卧于榻上，解开上衣袒胸露腹，在烈日下曝晒。众人不解问他，郝隆大咧咧地说：“我在晒书！”当别人曝晒衣物时，郝隆却用“晒书”的独特方式，夸耀自己腹中的才学——你们晒衣裳，那我就晒肚皮。“竹林七贤”之一的音乐家阮咸，不屑于有钱人家晾晒衣物借此攀比的低俗把戏，找来一根长竹竿，在自家庭院中漫不经心挑起一块破布短裤，任短裤在风中猎猎招展。他们将读书人的狂傲与清高袒露无遗。
进一步追根溯源，不难发现历代典籍均有晒书的记载，晋·王隐《晋书》：“时七月七日，高祖方曝书。”唐·杜牧《西山草堂》：“晒书秋日晚，洗药石泉香。”宋·李处全《再和俞叔夜七夕》：“笑曝腹，书生风度。河鼓天孙非世俗，纵惊云，急雨休轻诉。”清·孙枝蔚《七夕忆内》：“遥怜弄针妇，空嫁晒书人。”……这些文字有力地佐证了七夕晒书这一习俗的源远流长。
清代藏书家孙庆增认为“曝书须在伏天，秋初亦可”，清末民初藏书家叶德辉在《观古堂藏书十约·收藏》中明确指出：“古人以七夕曝书，其法亦未尽善……不如八九月秋高气清，时正收敛，且有西风应节，藉可杀虫。南北地气不同，是不可不辨者也。”可见古代藏书家对于七夕晒书这一习俗，亦存在着一定争议。
农历诸多节日中，七夕晒书无疑是最别致、最有文化、最直指人心的那一个。碎片化信息时代，书橱中的书籍早已蒙了薄尘，能真正静心读书者越来越少，“晒书”一词已不再是原本的“曝晒”之意，却成为网络上常见的“嘚瑟显摆”。人们习惯了在微信、抖音、脸书上晒美食晒旅行晒感情甚至频频晒娃，比起晒名车晒豪宅晒隐私的行为，七夕晒书的癖好至少说明，在这个日益浮躁的社会里，我们内心仍保留着对书本的渴慕和敬畏。无论我们身处任何时代，书籍永远是引领我们认知世界的窗口，唯有阅读，能够带给我们无穷的力量，能让我们孤寂的灵魂闪闪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