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正清
文字是人类记录思想、语言、制度等内容的工具，是文明产生的重要因素之一。殷墟甲骨文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较为成熟的文字系统，是晚商文明（武丁至帝辛）的代表性内容。殷墟甲骨文主要契刻（亦有书写）于龟甲、牛骨等动物骨骼之上；内容则包括商人占卜所用的卜辞，与占卜有关的记事刻辞，以及铭功旌纪等记事文字、表谱刻辞、习刻等等。120余年以来，随着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发掘与不断研究，使我们在《尚书》《诗经》《左传》《史记》等传世文献记载外，进一步了解到商代有着怎样的政治文明。
商代的政治地理
《诗经·商颂·玄鸟》曾载：“邦畿千里。”《诗经·商颂·殷武》又言：“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古书记载了古人所描绘的商王朝政治地理的宏大图景，殷墟甲骨文则使我们更加明确地认识了商代的政治地理结构。
卜辞中有表示方位的上下、左中右、东西南北等一些汉语思维中的基本概念，这些概念不仅形成了今天汉语思维的基本模式和重要特征，也反映了商代基本的政治地理框架。商王会占卜“商”与“东土”“南土”“西土”“北土”四方是否受年，“受年”即有好的农业收成。“商”，卜辞亦称“大邑商”或“天邑商”，指王朝的中心区域，亦即包含王都在内的所谓“王畿”地区，而东、西、南、北四土，则是王都以外的统辖区。
除“四土”外，卜辞中还有“东鄙”“西鄙”“南奠”“大邑”“二邑”“四邑”等。“奠”有时义近于“鄙”，“邑”则是聚族而居之处。敌对方国曾入侵商王朝边鄙地区的农田，卜辞即言：“土方围于我东鄙，翦二邑。??方亦侵我西鄙田。”后世《春秋经》有类似描述，如“齐侯伐我北鄙”“邾人伐我南鄙”“齐人、宋人、陈人伐我西鄙”。殷墟甲骨文中的商、东南西北四土、鄙、奠等记载，体现商代已有比较明确的政治地理结构。
内外服职官系统
贵族宗法是商代社会的重要特点，亦是商代政治文明的突出内核。在商代，王拥有最高权力。殷墟卜辞中多以商王为占卜主体的材料，称为“王卜辞”。在王卜辞中，常见商王“令”、“呼”同姓贵族（商人贵族）、王朝职官、异族族长、军事组织等，开展农业、田猎、征伐、祭祀等活动。体现王权的较有代表性的卜辞，如“王大令众人
田”，即是商王占卜下令开展重要的农业活动。
卜辞中的“妇某”即王之配偶，“子某”则是王子（某位商王之子）。“妇某”的代表性人物如妇好、妇妌，参与征伐、农业事务，商王会卜问妇好作战、妇妌受年等等。“子某”代表性人物有子画、子渔、子商、子强等等，也是参与征伐等活动的核心人物。商王关心妇某、子某的安危，常通过占卜为妇某、子某禳疾。臣服的方国首领也是王朝作战的中坚力量，如望乘、沚
等。
《尚书·酒诰》言：“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西周早期铜器大盂鼎铭文则有：“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均揭示，商代政体为内外服制，殷墟甲骨文为我们了解商代的内外服职官，提供了不少证据。
商代内服中央王朝的代表性职官，如尹、多尹、寝、宰、小臣、作册、史等。“多尹”，不仅参与壅田之农业生产活动，亦参与征战，还主持“王寝”的营建工作。卜辞见有各种“寝”，如王寝、东寝、新寝等，这些“寝”，乃居所之义。
“寝”“宰”亦属王朝职官，乃王之近臣，二者也见于商金文。商代寝官的代表人物有“寝
”“寝小
”“寝蕽”等，其中寝蕽曾受王命省察“北田四品”，即四种类型之土田，足见商王对王朝农田情况的重视。著名的宰丰骨刻辞则记载了商王田猎获得野牛后，将一部分赏赐给了宰丰。
“小臣”，是贵族宗法背景下商代职官制度的一个突出特色，多见于卜辞与金文。商人贵族族长就曾担任王朝的小臣，如贵族
担任管理农业的小臣，也担任过管理“众人”的小臣，贵族“
”亦曾担任小臣等等。商代的小臣（或其中一部分）应是一较高的具有职官性质的称谓。小臣当有自己实体性的独立经济，也是有相当社会地位的。
《尚书·多士》言：“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墟甲骨文习见“册”字。“乍（作）册”多出现于商金文，常见担任作册之人有作册般、作册豊、作册友等。商代的作册可能是司理典册的职官，乃史官之起源，其职务世袭。而卜辞屡见的“史”，也为王朝一重要职官，但不同于前述所谓后世之“史官”。
卜辞有“我史”“西史”“三大史”，以及在南土、北土“立史”等内容。“史”官会参与征伐活动，“立史”则是在具体的统辖区，如四土、方国诸侯之地设立“史”官。商王常卜问四土是否受年，在这些地方设立“史”官，可能是组织武装防卫敌方入侵，保护农业生产，维护统辖区的政治稳定。较有代表性的“史”官如武丁时期的西史，其名为“旨”。商王很关心他的情况，会占卜“西史旨”是否有“忧”。
侯，本职是“为王斥候”，后来逐渐发展为外服军事职官，是商代外服职官系统的重要代表。侯乃商王给予的“称号”，是由商王通过某种礼仪形式正式任命的职官，其职能为守卫王朝边土，辅佐王朝征伐。当商王或贵族率王朝军队出征时，会在敌方附近就近调集一些侯，配合王师作战。如商王曾任命妇好、侯告征伐人方，也曾派多子族与犬侯“璞周”，派东边的“多侯”征伐人方等等。卜辞有很多“侯”，代表性的有侯告、犬侯、侯商、
侯、攸侯、
侯等。绝大多数的侯，原为边域上的族群首领，臣服商王朝后，担任王朝的职官。尽管他们在文化上与商人有某些不同，但已渐渐融入商人共同体内。
从殷墟甲骨文来看，商代已有常设的武装力量，并有具体对应的武官。卜辞中的“三百射”“多射”，即是射手部队，“三百”是目前所见射手部队的最大数量。“射
”，为这类射手组织的统领之一。射手部队不仅参加王朝的征伐作战和保卫事务，亦是商王田猎中的重要参与者，商王很关心“多射”安危。
除射手部队外，卜辞还见有“多马”“多马亚”，前者为武装力量，与“多射”意思相近。可能因为“多马”的机动性较强，所以也会被安排一些防卫工作。多马亦参与王朝的田猎活动，且卜辞有“呼多马逐鹿”，说明多马在田猎中可能是有具体的猎获任务。“多马亚”，则为此类马队的官职。多马亚曾受命省察王朝的粮食仓库——廪。粮食安全是王朝的生存保障，故商王很重视，也会派重臣贵族率领多马亚省察仓廪。
商代“马”“射”等武装力量，其兵源主要来自诸商人家族，如商人贵族“雀”会向王朝供给射手部队兵员，卜辞称“雀来射”；
等贵族的族人参与作战，征集“马”等等。组成这些武装力量的人员，主要是商人的族众，卜辞中称其为“众（或‘众人’）”。“众”是商代社会中的平民阶层，参与农业、军事等诸多活动。
卜辞见有商王亲自率领众从事农业生产，即言“王往以众黍”。商王也会任命小臣带领“众”去“黍”。在战争中，商王非常关心王“众”和各家族“众”的安危，总是卜问众人会不会有损失，如占卜“
其丧众”等等。
如果说内外服职官系统，是商代政治制度的骨架，那么具体王朝事务的行政运作，则是血肉。殷墟甲骨文为我们揭示了商代行政运作是具有一定层级性的。卜辞既见到商王亲自率领众人，也见到王命贵族率领众人。同时，贵族亦可任命地位比他低的贵族率领众人。所以，商王、重臣（担任官职的高级贵族）、一般贵族、众，应是王朝行政运作中四个不同的层级。
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
自然崇拜与祖先崇拜，是商代政治文明的另一特色。河、岳等自然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王朝安危。商王会经常占卜任命重臣用
、燎等方式祭祀“河”“岳”之事，卜辞有“呼雀
于河”“呼
先燎于河”，以及占卜“祷年于岳”等等，祭祀河、岳的牺牲数量也较多。
帝，是商代神灵系统中的重要对象。卜辞所见的“帝”，不仅能左右“风雨雷电”，如“帝令风”“帝令雨”之类卜辞，还能决定战争的成败。商王会为某场战争，占卜帝是否能给予保佑，如“伐??方，帝受又”。帝能够决定王朝的命运，卜辞有“帝受我年”“帝害我年”等。帝亦有其臣属，卜辞可见“宁秋于帝五介臣”等等。
总体来说，殷墟甲骨文为我们呈现了商代政治文明的丰富信息。殷墟甲骨文记录了比较明确的政治地理观念与结构。在商代的内外服治理中，也设置了不少职官，亦有着行政运作层级的显现。虽然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官制，有职务不固定、职人与职事不统一等特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是商代农业、田猎、军事等活动的骨干力量。尽管殷墟甲骨文信息之于商代政治文明研究尚有不足，不同于后世政治史研究可依据更为丰富的文献史料，且甲骨文内容又较难理解，但仍可使我们窥探到商代政治文明之一斑。
《论语·为政》言：“周因于殷礼。”入周以后，一些商代职官之名如“作册”“史”“尹”等为西周所沿用和改进。另一些职官如寝官，则随着商王朝的灭亡而消失。西周王朝实行的宗法分封制，亦使王朝的政治地理结构进一步稳定和扩大。商代政治文明中的合理内核，为西周王朝吸收与发展，既体现了商代政治文明在中国传统政治文明中的重要性，同时又说明中华民族传统的政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