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中肯联合考古合影。
博高利亚湖遗址地层中石制品和动物化石。
2023年现场会议交流。
2023年出土的金日月。
□本报记者 张体义
作为河南考古事业的引领者和主力军、中国考古事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建设者和前列方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先后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匈牙利、日本、韩国、蒙古国、肯尼亚等国著名高校、考古科研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研究关系，成功实施了一批科研项目，形成了一定的国际影响力。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还走出国门，实施多项境外考古项目，主动开展文明交流互鉴，彰显中国考古风采，宣传和扩大中华文明的世界影响力。目前，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正在进行重塑性改革，采用“省部共建、省校联建、全省一体、国际合作”方式，努力打造全国一流、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考古科研机构，充分发挥行业带动和示范作用，增强国际学术对话和竞争能力。
探秘现代人起源：第一支走进东非的中国旧石器考古队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之际，正在东非肯尼亚进行野外考古工作的中国考古队传来新消息：调查、发掘、研究等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人类起源和现代人起源是考古中最重要的国际前沿课题之一。中国现代人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两种：“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和“同化说”，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早期智人，还是起源于各洲早期智人以至猿人。近年来，随着中国境内30万年以来古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外国学者预言：“中国人正在改写人类起源的历史”。随着中国古人类化石的不断发现，越来越多的人逐渐相信中国现代人本土起源说，中国旧石器考古文化序列也支持中国现代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
走进东非探秘现代人起源
随着古人类研究的深入，近年来现代人起源逐渐成为新的研究热点。非洲作为人类起源地，一直备受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位于东非的肯尼亚是人类发源地之一，境内曾出土人类起源阶段不同时期的人类化石以及目前世界上最早的石器。但是，长期以来现代人起源研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肯尼亚开展的相关考古工作较少。
2017年河南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单位负责人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签订合作发掘协议，内容涉及古人类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研究。中国考古学家走出国门，进发东非，探索现代人起源的奥秘，天时地利，恰逢其时。从此，东非这块神奇的土地有了中国学者的声音，这是进入新时代的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具体体现。
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主要以东非肯尼亚巴林戈湖、博高利亚湖周边零星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为线索，寻找更多的10万—30万年之间的旧石器中期遗址，完善巴林戈湖、博高利亚湖旧石器遗址群，并对其进行系统发掘，对发掘出土的旧石器遗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并与以中国河南汝州温泉遗址、河南灵井“许昌人”遗址为代表的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进行对比研究。
这支跨越国界的考古队由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肯尼亚国家博物馆等多家单位组成。其中中方负责人为李占扬（2017年）、魏兴涛（2018—2019年、2023年）。中方现场负责人是赵清坡，考古队成员有彭胜蓝、娄文台、顾雪军、侯彦峰、周立、张小虎、王娟等。
2017年10月1日，联合考古队赴肯尼亚发掘吉门基石遗址并对巴林戈湖地区展开调查，为期36天。
2018年9月16日，联合考古队抵达肯尼亚吉门基石遗址，开始第二年度为期40天的发掘工作。
2019年9月27日，联合考古队抵达肯尼亚博高利亚湖遗址，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古人类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2023年9月27日，联合考古队抵达肯尼亚博高利亚湖遗址，开展为期两个月的古人类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除了传统发掘方法，还综合运用GPS、RTK和无人机技术、动物考古学、环境考古学、磁化率和粒度分析、年代测定等多学科手段开展相应研究。
中肯联合考古收获颇丰
2017年至今，联合考古队已在巴林戈湖、博高利亚湖周边调查发现旧石器地点40余处，已完成吉门基石遗址、博高利亚湖遗址第1地点、第2地点三处共计200平方米的发掘，发现刮削器、尖状器、手斧、手镐等石制品和牛、鹿、河马、狒狒、疣猪等动物化石近万件。其中，位于纳库鲁郡玛卡里亚瀑布的玛卡里亚地点，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学家在非洲发现的第一处旧石器地点。
2017年吉门基石遗址出土的大量细石器，文化面貌与欧洲最早的细石器文化近似。从器物组合和制作技术层面看，中国华北的细石器同上述地区同出一源。因此这一发现对研究旧石器时代晚期细石器文化的起源、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博高利亚湖遗址于2019年首次进行发掘，在遗址第2地点出土石制品700余件，是一处确切的有地层的小型石器制作场。2019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证明博高利亚湖遗址以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为主，年代范围为距今25万年到距今4万年，正是现代人起源的关键时期。
目前，考古队正继续发掘博高利亚湖遗址第2地点，以寻找更多有关早期现代人起源的线索和证据。
“我们与中国专家的合作十分愉快。”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原古生物研究部主任JobKibii表示，“中国考古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包括遥感技术、无人机，这些对地图绘制颇有帮助。”他期待着今后能有更多发现，在共同探索现代人起源的研究上不断结出新硕果。
学术研究与公众考古相得益彰
在肯尼亚发掘期间，中国考古队多次与肯方同行进行座谈、研讨。2017年考古队员还受到肯尼亚第二任总统莫伊接见。
在考古发掘过程中，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为考古队提供了大力支持。每年发掘工作结束后考古队都会到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商会进行学术科普讲座。中国驻肯尼亚大使馆领导对中肯联合考古队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表示中国考古走出来是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重要体现，有利于增进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期待考古队在今后工作中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就。
在发掘的过程中，中肯联合考古队也会邀请当地学生到发掘现场开展公共考古的现场讲座。当地群众对考古队的到来非常热情，常常到考古发掘现场参观学习。在工作之余，考古队也走进当地一些学校开展慰问工作。
中肯旧石器联合考古项目已进行四次考古调查、发掘，考古队在国内进行了多场中肯联合考古成果学术汇报，其中考古发掘及重大发现已在《中国文物报》上发表3篇报道。此外，《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对这一考古工作进行了多项专题报道及科普性报道。
发现的快乐冲淡身心疲惫
除了考古发掘、考古调查外，考古工作队还利用周末时间在肯尼亚当地开展民族学调查。
在肯尼亚的考古调查、考古发掘工作较为艰苦，为了不遗漏文物点，田野调查均为地面踏查的方式。肯尼亚的室外紫外线非常强烈，晒伤晒黑已是考古队员的家常便饭。饮食条件也不容乐观，日常餐食就是肯尼亚当地便餐或者榨菜等方便食品。但是考古工作者不畏艰辛，苦中作乐。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在调查、发掘过程中丰富的发现，瞬间冲淡了疲惫的身心，取而代之的是发现的快乐。
在合作发掘中，中方以布方、三维测量和区域调查为工作重点，由于遗址地点往往位处偏远的荒漠地带，人烟稀少，杂树丛生，荆棘密布，开车不仅难以行驶，还容易错过线索，这就需要考古队员们步行进行考古调查。头顶炎炎烈日，脚踩滚烫的沙土，考古队员们用自己的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合欢树和仙人掌的尖锐长刺深深扎进鞋底是常事。今年除了原定发掘、调查工作任务之外，还要对之前的石制品进行分类统计、拍照和三维扫描，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每天野外工作之后回到驻地，往往要加班到深夜，中国考古队员的敬业态度和专业精神赢得了肯方同行的赞赏。
走出国门将成为中国考古新常态
中肯合作开展古人类旧石器考古调查、发掘项目既响应了“一带一路”倡议，同时也是为了在肯尼亚努力寻找与现代人起源有关的证据。中国正在改写现代人的演化史，走出国门，到东非进行古人类旧石器考古发掘，对发掘出土的旧石器遗存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并与中国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存进行对比研究，为中国现代人起源研究寻找新的线索和证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这种以中国考古学者为主体，以长期课题为导向的走出国门的考古工作，已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的新常态。
“几年的考古工作初步证明，东非大裂谷巴林戈地区分布有非常丰富的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尤其对探索现代人起源这一国际学术前沿课题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联合考古队中方现场负责人赵清坡计划下一步与肯尼亚国家博物馆进行更长远深入的合作，“想要真正了解该地区古人类与现代人起源等重要学术问题，在国际学术前沿发出中国声音，目前的工作量是远远不够的。”赵清坡透露，目前他电脑里关于中肯联合考古队的计划已经写到了2028年。
从中原到草原：中蒙联合考古助力文明交流互鉴
从2017年开始，为了在文化领域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蒙两国考古学的合作与交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蒙古国乌兰巴托大学合作开展“古代北方游牧民族文化”项目，在蒙古国后杭爱省高勒毛都2号匈奴墓地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共同探索汉朝时期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互动交流。
科学发掘彰显中国特色
2017年7月至2019年8月，中蒙双方学者在蒙古国后杭爱省Khanuy河流域持续开展了3个夏季的联合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工作，对JargalantynAm鹿石遗址、Urtbulagyn石冢遗址、高勒毛都2号墓地等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重要遗址进行了调查测绘，并对部分遗迹进行了发掘研究。
高勒毛都2号墓地2001年夏季被当地牧民首先发现。蒙古与美国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了调查测绘，共计发现不同形制墓葬433座。受当时地表密集植被的影响，遗漏了一定数量的墓葬。2017年至2018年，中蒙联合考古队对该墓地进行了再次调查和测绘。本次调查采取低空航拍和地面踏勘相结合的方式，同时利用RTK进行精准测量，新发现138座不同类型的墓葬，使得该墓地确认墓葬总数达到571座，成为蒙古国境内（也是世界范围内）墓葬数量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匈奴贵族墓地。同时，中方队员对附近Jar-galantynAm鹿石遗址、Urtbulagyn石冢遗址进行无人机航拍，首次获得这些大型遗址的完整高空影像，极大地促进了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
本次发掘的M189是一座甲字形积石墓葬，有12座陪葬墓、由3道石列和1个石圈组成的祭祀遗迹，在规模上属于大型匈奴贵族墓葬。在发掘过程中，中国田野考古的方法得到充分运用，队员们不仅揭露了墓葬的建造过程，还清理出盗洞支护遗迹、填土中的祭祀活动遗迹等，准确判断出墓葬的下葬年代和被破坏年代，进一步丰富了对匈奴丧葬习俗的认识。
科学的工作方法、细致的工作过程、严谨的工作态度，中方考古队员得到蒙古国及到访的其他国家学者一致认可，中国特色考古学给国际学者留下深刻印象。
多学科研究体现中国风格
田野发掘只是联合考古的一部分，多学科研究是从一开始就确定的方向。本次中方队伍的组成，不仅突出年轻，也充分考虑了研究需要：田野考古、摄影测量、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稳定同位素分析、科学测年等方向的专业人员都有配备。这不仅是河南考古队伍的顶配，在中国赴国外考古团队中，也属于“高端配置”。
发掘过程中，无论是墓葬填土中祭祀留下的火把遗物，还是盗洞周围的支护结构，以及青铜器上的包裹物、棺底的织物和谷物等，都进行了科学取样。发掘结束后，各类样品分别进行了科学分析及测年。在出版的考古报告附录中，织物材料分析、木材分析、马车颜料分析、谷物遗存分析、多个样品测年信息等，充分体现了本次联合考古的科技含量。
除此之外，中蒙双方队员先后在多个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稳定碳氮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成果。其中，关于匈奴贵族及殉人的锶同位素分析成果被美国的“科学新闻”网站作为近年来匈奴考古新成果之一进行专题报道。这是中国学者的匈奴研究成果首次受到国际学术界关注与认可。
自2017年开始，中蒙双方学者夏季开展田野工作，其他时间同步开展研究和发表成果。其后的五年时间内，双方共计发表中文、英文、蒙古文文章10余篇，出版中文专著1部、蒙古文专著1部、中英文专著1部。这是中国境外考古项目中，包括蒙古国境内的国际考古项目中，成果出版最快、最丰富的项目，充分体现了中国考古学者的研究能力和工作效率，是中国风格考古学的最好证明。
“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展示中国气派
本次发掘的M189墓主为匈奴贵族成员，下葬年代在公元前49至公元72年之间，墓葬在公元86至222年之间遭到严重盗掘。出土器物中既有典型的草原文化马饰、带饰，也有来自中原地区的漆木器、玉器、铜器等。保存完整的M10是一座小型贵族墓葬，下葬年代在公元66至130年之间。出土器物中有一套完整独角兽纹饰的银马饰、部分生活用陶器和铜器，另外有西亚风格的金饰和来自中原的玉器。这些出土文物是两千年前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互动的物证，也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
考古工作进行的同时，考古队也十分重视成果宣传推广。2019年9月，最新成果以工作简报形式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官方平台发布，随后经新华社、《河南日报》等媒体向全社会报道。其中，新华社面向海外的英文报道获得了国际学术界广泛关注。2019年12月，此项成果被美国《考古》杂志评为2019年度世界十大考古发现。同时，该成果被蒙古国国家通讯社评为该国年度十大新闻之一。
中蒙联合考古成果在蒙古国内也引起了高度关注。M189出土的鎏金银龙，已经成为近年来蒙古国最受关注的文物之一。文物本身在新建的成吉思汗博物馆展出，以其形象为基础的各种雕塑分别树立在乌兰巴托、车车尔勒格等城市的重要区域，相关的邮票、图书、文创产品等也层出不穷。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在这个国际项目中得到充分展现。
2023年揭开合作新篇章
2023年年初，在既往成功合作的基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蒙古国立大学乌兰巴托分校（原名乌兰巴托大学）重新签订联合考古协议。合作项目名称为“古代草原考古遗存研究”，继续在高勒毛都2号墓地开展工作。本年度的工作目标是解决墓地上小型圆形积石墓葬的年代和性质。
7月3日至8月26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共计派出8名业务人员先后分两批赴蒙古国开展联合考古工作，完成了3座墓葬的发掘，与到访的国际学者开展了深入学术交流，取得了重要成果。
本年度发掘的M20为一座小型匈奴贵族墓葬，虽然被盗扰，但仍出土有金器、银器、青铜器、铁器、陶器、水晶等器物多件。其中，包括盘口壶和三足盘在内的汉式青铜器均为小型贵族墓葬中首次发现。棺椁之间的陶瓮内装有谷物，棺底也铺有一层谷物，经鉴定均为黍类遗存。这些发现进一步证实了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交流的深度。
本年度发掘的小型圆形积石墓中，地表积石特征与常见匈奴墓葬有明显差别。常见匈奴圆形积石墓的地表均为不规则石块形成的堆状结构，本年度发掘墓葬的地表石块80%以上为扁平的板状石块，在地面平铺成内外数道环形。在墓坑内，木棺的外部与墓坑之间填满木炭，顶部和底部最厚的木炭层厚达半米左右，这种现象在匈奴墓葬中十分少见。圆形积石墓葬中发现的墓道结构，在匈奴考古材料中属于首例。编号M225的圆形积石墓东北部有一条清晰的石砌墓道结构，墓道顶端外侧还有明显祭祀遗存，很有可能是甲字形匈奴贵族墓葬的早期形态。
关于匈奴甲字形墓葬的起源，有学者认为可能与中原贵族墓葬有关。本年度发现的墓内积炭习俗，在中国战国到西汉时期南方贵族墓葬中较为常见，两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联系。测年结果表明，这些墓内积炭的圆形积石墓年代均早于该墓地以往发掘墓葬。这些重要发现为探索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的早期交流、匈奴甲字形墓葬的起源等提供了重要的新线索。
7月22日，中方考古队员在考古现场组织召开学术会议，与蒙古国、美国、丹麦等国家学者就匈奴考古新发现、科学研究进展等进行交流讨论，取得了重要收获，同时也为提高河南考古和中国考古的国际声誉、进一步拓展国际合作打下了基础。
从中原到草原，两千多公里的距离，两千多年的时空穿越。河南省首个境外考古项目在双方学者不懈努力下，成功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丰硕成果，为研究中原文明与草原文明在历史上的交流提供了新材料，为观察欧亚大陆上古代文明的互动开辟了新的视角，也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揭示了更多生动的历史细节。
中蒙联合考古队中方负责人周立刚研究员说，联合考古工作不仅仅是学术活动，也是一项重要的人文交流活动。在本次联合考古项目中，中蒙双方学者互学互鉴，积极交流，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共同谱写了中蒙文化交流新篇章，有力推动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文明交流互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