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有为 陈建魁
“任人唯贤”是中国古代选官用人的主流观念，它与人才素质方面的德才兼备、以德为首，人才培养教育方面的立德树人等，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人才思想的精华。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对中国古代人才思想中有价值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和完善，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新的人才观。
人才为宝，求贤若渴
“人才为宝”这一观念由来已久。《国语·楚语下》记载：春秋时期楚国大夫王孙圉作为使者聘问晋国，晋定公设宴招待，正卿赵鞅作陪相礼，问：贵国的白珩（玉佩顶端的横玉）作为重宝有多少代了？王孙圉回答：我国不以美玉为宝，而以贤才为宝。贤才和地利方为珍宝，白珩不过是先王的玩物，何以为宝！可见，先秦时期的明君贤相己认识到人才的可贵。明太祖朱元璋也说：“世有贤才，国之宝也。”
1984年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时曾说：“贤才者，国之大宝也，县亦然。古人云，国之所以不治者三，不知用贤，此其一也；虽知用贤，求不能得，此其二也；虽得贤，不能尽，此其三也。”强调人才的宝贵和用贤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燕昭王想招纳贤士为国报仇，郭隗给他讲了一个“五百金买死千里马”的故事。燕昭王当即拜郭隗为师，并为他建筑宫室，建黄金台以招贤才。四方贤士蜂拥而至燕国。后世遂以“千里马”比喻贤才。习近平同志在河北正定工作时，要求领导干部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要有“五百金买马骨”的态度，有求贤若渴、爱才如命的精神。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当前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要“做到人才为本，信任人才，尊重人才，善待人才，包容人才”，要“下大力气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表现了他对人才的珍视与渴求。
德才兼备，以德为先
所谓人才就是素质超常逸群、出类拔萃者。中国古代的政治家、学者所谓人才素质包括德行、才能、学问（学识）等方面。东汉王充《论衡·别通》写道：“夫德不优者，不能怀远；才不大者，不能博见。故多闻博识，无顽鄙之訾；深知道术，无浅暗之毁也。”认为士人不但应该德才兼备，还要有学识。明代王廷相认为德、才、学识是人才必备的素质，他说：“温恭弘毅，诚信谦让，而好善不倦者，德也；明决好断，好谋而成，仓促而能应，纠纷而能理者，才也；契性命之理，达天人之妙，动中机会，行符时宜者，学识也。具是三美者，惟圣人大贤能之。”
关于德、才关系，司马光《资治通鉴·周纪一》写道：“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他认为人的德与才是不相同的两种素质，才是德的资辅，德是才的统帅，具有重德倾向。由于德行与才能是士人最重要的素质，古代统治者认为德才兼备是理想的人才。“德才兼备”这一成语出自元代无名氏剧本《娶小乔》，是对三国时吴国谋士鲁肃的赞誉。清康熙皇帝说：“朕意必才德兼优为佳。若止才优于德，终无补于治理耳。”如德才不能兼善，则以德为重。唐太宗说：“故知任职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明代王廷相认为：“士人以德性为本。”清康熙皇帝说：“国家用人，当以德器为本，才艺为末。”
立德树人，为国育才
人才培养主要靠教育。中国古代有重视教育的传统。韩愈《上宰相书》说，统治者应该“乐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明太祖朱元璋说：“治天下以人才为本，人才以教导为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的大计”，“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立德”一词见于《左传·襄公二十四年》。鲁国执政叔孙豹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若能做到其中一项，就可“死而不朽”。汉晋时期“立德”为人们所强调。汉末荀悦《申鉴·杂言下》写道：“人之所以立德者三：一曰贞，二曰达，三曰志。”西晋傅玄《傅子·正心》写道：“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东晋葛洪《抱朴子·逸民》写道：“若夫孝友仁义，操业清高，可谓立德矣。”各自阐述了对“立德”的理解。
“树人”一词出于《管子·权修》：“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所谓树人，就是培养造就人才。战国的管子学派认识到人才对社会、国家的重要性，认为培养人才是一本万利的事。后人常说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本源于此。
习近平总书记将“立德树人”作为教育事业的根本任务。2018年5月他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人无德不立，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这是人才培养的辩证法。办学就要尊重这个规律，否则就办不好学。”党的二十大报告又指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
（作者分别为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省社科院历史与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