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翔升
每年高考过后，都有落榜的孩子会痛苦很久。我觉得，没那么严重。年轻时我也考过学。好几次，眼看我能上学了，都功亏一篑折在最后一刻。我坚持着走了下来，到最后，我读完了硕士、博士。
我30多岁时，还只有一张小学文凭。因为13岁得了类风湿，这种病会让关节慢慢变形，有好多年，我不会翻身不会坐，得拄着拐杖才能挪步。因为疾病，我念完小学后没再上学。
失学后的我，干过很多苦活累活：上山放羊，烈日下在河滩上砸石子，从轮窑里往外背滚烫的砖，在工地上送沙石、水泥……
恢复高考后的头两年即1977年和1978年，只上过小学的我，没敢报名。那时绝大多数工作都要靠体力，我走路都要拄拐杖，我愁啊，今后我靠什么吃饭生活？
绝境之中，我开始了读书考学。
1979年，我参加了高考。那时白天我要上班，只能晚上读书。累了一天，晚上一过10点就犯困。我大喝浓茶，不行。后来我发现饥饿有用，就不准自己吃晚饭，饥饿中能坚持过12点。为多挤一点时间学习，冬天里睡觉，我常是十天半月才脱一次衣服。
1979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唯一一次考本科，我报了俄语专业。这一年，中国最棒的大学在河南的俄语录取线是241分，我考了297分，超录取线56分！但从这一年起，考外语专业有了年龄限制，不得大于23岁。我超龄了，没走成。
从年龄上来看，普通高考于我不再有缘。若想上学，只有考研究生了。
1982年，我报了北京广播学院的硕士研究生。考分出来后，我报考的老师给我说：“今年考我研究生的学生中，数你分最高。可你是个工人，又没上过大学，我们是招老师的……”
考了第一人家不要，赶快止损转方向吧。我这才选了与播音接近的专业——新闻学。
1984年，我去复旦新闻系参加硕士研究生复试。面试中，有老师问我毕业于哪所大学，我如实回答：“小学毕业后我再没上过学。”
再次被拒。
被拒那天下午，我站在黄浦江边放声大哭！哭到后半夜，昏暗灯光下，江边堤岸上只剩下了我。江面吹来的凉风让我渐渐平静下来，我心想：这一次，我已摸到新闻系的门了，离我考上学的日子，还会远吗？
1985年，考研冒出个新词叫“同等学力”，不管你上过几年学，不论你毕业于啥学校，只要你自己证明能力够，就让报名考试。
这一年，我以小学学历报考了硕士研究生。最后，迈过初中高中大学，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在这儿，云集了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3年后，我获得硕士学位。
1988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当年唯一的电视专业毕业生，我去央视找工作。人事办不要我！我提笔给当时的广播电影电视部领导写自荐信。部领导把我要到了他的办公室。出于对电视的热爱，我从部机关又来到央视，后来成长为中央电视台的高级编辑。
几十年来，除了编导《新闻联播》外，我还编辑了中国第一本电视理论专著，撰写过《中央电视台新闻发展史》，获得了包括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在内的九次新闻奖。我被浙江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大学聘为教授。还去过美国和俄罗斯的大学，给学生授课。
2000年快要过年时，我打点行李，去莫斯科大学读博士研究生。一进莫大新闻系，我像往常一样又开始发狠！俩月不到，背会6000多单词。
那时，车臣战争打得激烈，莫斯科市内爆炸接连不断。曾有一次，我被几个流氓打得满嘴是血，眼镜被打飞。俄国留学的日子，说起来都是泪……
在莫大，我的论文几经修改已付梓，连答辩日期都已定下，因我没有学士证书，答辩被叫停。后来，在国内相关领导帮助下，经俄罗斯国家教育部特批，我才被准予答辩。
答辩获全票一致通过。
我8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之后自己得了类风湿。从小学学历到博士的求学路，我走得非常苦、非常漫长。回首看，今天看似再寻常不过的高考，当年却是我们这代人望眼欲穿的盼。是高考让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我想给现在的年轻人说：千万别信“寒门难出贵子”。一个人，出生的家庭无权选，而要走的路，可以自己定。复旦拒了我后，我来北京找学校。白天，我在小饭馆捡着吃，夜里，睡北京火车站候车室。这些也都过来了。人，哪能事事都顺？考砸一次，小事一桩。年轻，就是你的资本你的优势，你完全可以从头再来。读书，啥时迈腿都不算晚。你们还年轻，请别负韶华。
人，想要成功，如果能做到勤思考、会规划、守诚信、爱助人、有毅力，我相信，成功离你就不会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