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作为乡村文学创作的重地，我们更要发挥好河南的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壮大乡村文学书写队伍。我们期待着新时代的乡村文学有更多优秀作品出现
□李勇 席新蕾
乡村，是说不尽的话题。从人类文明发展整体来看，乡村一开始就是人类生产、生活的源空间，在为人类提供物质资料、孕育精神文明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我国的具体国情来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社会，有面积广阔的乡村和数量众多的农民，费孝通早就宣告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的乡土性，研究中国问题必然绕不开乡村和农民。现代中国的乡村建设道路是一条浩浩荡荡、深远持久的民族现代化探索之路，有学者称其为“百年乡建”。它肇始于清末，经由米鉴三、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费孝通等几代爱国人士的努力，到新中国建设时期蓬勃发展，在新时代又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就当前来看，即使工业化和现代化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国依然非常重视乡村的建设，如持续推进“三农”发展，乡村振兴、脱贫攻坚等重大战略举措的实施。面对说不尽的乡村，以其为题的乡村文学也不可能走向消亡，只会常写常新。
我国的乡村文学发展有着绵长的历史脉络。20世纪20年代鲁迅在《故乡》中叙述了浙东家乡，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在《边城》中歌颂了湘西凤凰古城，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在《三里湾》中呈现了家乡晋东南地区的农业合作化运动，柳青在《创业史》中着重塑造了农民梁生宝的形象。20世纪80年代，汪曾祺以散文化的语言回忆家乡高邮。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急速的社会转型，贾平凹立足秦地吟出了一代人的“浮躁”，莫言扎根山东书写了高密东北乡的神秘，李佩甫的“平原三部曲”聚焦了中原儿女的人生悲欢。还有作家阎连科、刘震云、周大新、梁鸿、邵丽、乔叶等等，他们都自发地关注乡村、书写乡村。如今，恰逢我国乡村振兴的契机，寻找乡村文学的突围之路是时代之需，也是当务之急。
新时代乡村文学的突围，需要接续乡村书写的历史性。所谓历史性不是提倡一味地怀旧，而要将乡村发展放置在宏阔的历史坐标系上审视，客观理性地看待当下乡村的命运。值得欣喜的是，这种历史感已经被许多书写新时代乡村的作家意识到，如赵德发在《经山海》后记中直言要“写一部有历史感的小说”，在作者看来，“新时代，也是‘历史上的今天’……新时代就是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带着新时代的印迹”。的确如此，农民作为乡村历史的见证者，记录新时代的他们就是在记录乡村的历史。这种历史感，还表现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接续与传承，在滕贞甫的《战国红》中，作为贯穿整个作品的意象“战国红”，就象征着先辈们对乡村建设倾注的心血，更象征着几代人投身乡村建设的红色基因。在忽培元的《乡村第一书记》中，这种历史感表现为上牛湾的村民们对祖辈文化根脉的追寻。
然而，乡村文学要想真正写出“历史性”，归根结底离不开对当下正在发展变化着的乡村现实的深刻体察。邵丽在《黄河故事》中通过探讨具有观念冲突的两代人的包容与和解，锐意在城乡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沟通的渠道。乔叶的新作《宝水》中，作者以一位饱受失眠症折磨的都市人寻找安静优美的乡村居所一事为引子，进入到宝水村的每一个细微角落，重新发现乡村对心灵神奇的疗愈价值——麦香氤氲，鸟鸣渺渺，安抚着焦躁的人心。作家要更好地记录和反映这个新的时代，就需要对宏观的时代现实有真切地感知与准确地把握，才能真正呈现出新时代乡村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特别是塑造人物形象时，作者要更加关注笔下人物的生命质量和身心状态，他们的思想、认知、价值选择都应该渗透着当今时代发展的痕迹。这需要作家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艺术准备。
新时代乡村文学的突围，要特别突出主体性。这是在解决为谁写的问题。也就是说，作家在进行乡村题材创作时要以农民为核心和主体。我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现代化实践，往昔的乡土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面对新时代的乡村现实，如何书写这片土地上的人和事，需要作家潜心思索。我认为，有几点需要注意。首先，作家要有新的思想准备，直面变化的乡村现实，关注农民的真实生活状态：乡村的空心化，青壮年外流，留村的“386199部队”，年轻的乡村基层工作者等等。作家可以通过细致观察和深入思考，为农民发声，为乡村呐喊。譬如，深入甘南藏族自治州的陈涛在《在群山之间》中写到乡村建设的新生力量——乡建青年的人生困境：他们本该是“尚存梦想与理想的年纪”，却在基层工作中过早沾染世故与暮气。这是一种无奈，更是深深的忧虑，那怀着理想与激情投身乡村建设的乡建青年们，往往会在充满困难与矛盾的乡村现实面前，因缺乏足够的经验和准备手足无措，他们如何处理自我理想受挫之后的人生困境？其次，作家对其书写的对象要保持平等视角，展现出温情和悲悯。陈涛在《在群山之间》中写道：“我发现我无法再用审视的眼光对待村民，更难用批判的态度对待他们的固执。他们在生活中较少主动作为，被动的时候更多一些。但在我看来，在村民的骨子深处，仁、义、礼、智、信，依然存在。”在处理知识分子对农民的态度问题上，陈涛的思考具有启发性，那就是：“始终怀有一分悲悯、一分耐性，凸显诚信，言出必行，取信于民，而非一味地将责任归咎于农民的低素质与劣根性。”这展现出作家深入乡村生活之后对农民的理解、体谅和同情。
新时代乡村文学的突围，还应当提升作品的艺术性。艺术性并不单指作品语言上或者形式上的审美性，它更侧重对新时代农民的内心世界的真实呈现和深刻挖掘，我们期待那种真挚、质朴、动人、深刻的具有现实主义气质的艺术作品。这要求作家珍重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独具个性的文学作品。如《在群山之间》中，作者陈涛从自己真实的驻村体验出发，以外来者“我”的视角深入到乡村生活的肌理，让人感受到困顿的同时也能够鼓起人建设乡村的斗志。他没有回避封闭偏僻的乡村对青年人理想与志气的消磨：“又有多少要怪罪于生存空间的逼仄，多少归结于个体安于现状的软弱？我真的是没有答案。”这种反思，在书写乡村的“脱贫攻坚”文学中是少见的，当许多作家都在为乡村发展的欣欣向荣感到欣喜时，陈涛发现了乡建青年自身的人生困境，不禁给人良多触动。这种体验并不独属于临潭县的青年，我们每个人身边也不乏这样的青年，困扰他们的可能已不再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潘晓之问”，而是新的人生问题：事业的发展、婚姻的难题、生活的压力……身处其中的他们身心状态如何？需要作家深入人物心灵深处细致体察。作家从自我独特的感受出发是进行艺术创作的第一步，接着还需将“我的”感受转化为“他的”才能够引起读者的情感共鸣。作家的困惑也好，欣喜也罢，它们不独属于作家自身，也不独属于作品中的人物，而属于新时代社会现实中的每一个个体。这样乡村文学才能够超越“乡村”题材的限制，呈现出更宏阔的气息。新时代的乡村文学书写，也应该容纳进更多元、更丰富的时代表情，呈现出文学艺术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这是提倡艺术性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的乡村已然万象更新，包罗万千，面对这一主题时，不同性格、气质的作家定会有丰富多样的文学表达。无论哪种书写方式，只要真正地根植于乡村的历史现实，真切地关怀农民，真实地表现时代精神，都可以为新时代的乡土文学书写增光添彩。总之，历史性、人民性和艺术性之间密不可分，统一于新时代乡土文学的书写中。面对新时代的伟大征程，作家应该对乡村文学的未来充满信心，忠实记录时代精神，为新时代农民造像。河南作为乡村文学创作的重地，我们更要发挥好河南的地域优势和人才优势，壮大乡村文学书写队伍。我们期待着新时代的乡村文学有更多优秀作品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