汗 漫
自二〇二一年起，我写作这部书，为现代中国十位知识者绘制肖像——
徐玉诺（《将来之花园》）、董作宾（《既见君子》）、刘半农（《光明行》）、许地山（《向上复向前》）、张元济（《烬余犹涵芬》）、吴昌硕（《海上一缶》）、朱生豪（《从一九三三年秋天开始》）、蔡楚生（《春水向东流》）、陈从周（《与谁同坐》）和成公亮（《秋籁》）。
先生们身份各异，或诗人、考古学家、作家、教育家、出版人，或画家、翻译家、电影导演，或园林学家、琴人，一概是“倜傥非常之人”（司马迁）。在五四以来的现代性构建和社会进程中，在救亡、解放、变革等时代主题下，在不同文化场域，他们启蒙、新民、创造，以心灵之灼热、才华之耀目、行动之勇毅，重塑民族的性情与容颜：更开阔而非自闭，更明亮而非黯淡，更生机勃勃而非萎靡孱弱。
他们的爱、悲辛与狂喜，就是一个民族的爱、悲辛与狂喜。
为了将来之花园，徐玉诺疯子般歌哭奔行；董作宾在颠沛流离间，追寻甲骨文线条尽头的华夏之源；刘半农创制“她”字，让女性的存在被照亮、被正视；许地山呐喊，为枯木般的古国召唤春意；张元济鹦鹉救火一般，在余烬里存文脉、续文心；吴昌硕傲骨柔情，一如其画笔下的石头兰草；朱生豪以翻译莎士比亚，赋予汉语以新语法、新力量，春蚕到死丝方尽；蔡楚生以投向银幕的光为剑，劈开黑暗，吁求解放；陈从周造园、育人、护昆曲，倾情倾力于中国之美；成公亮以古琴与世界对话，恰可以象征对传统之赓续和再造。
“何谓中国”，“何以中国”？十位先生以非凡的个人史，交出答卷。
他们，就是孔子所言的君子（“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所说的士（“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孟子所赞美的大人（“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辛弃疾所咏唱的先生（“谁似先生高举，一行白鹭青天”），梁启超所定义的侠（“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鲁迅所激赏的知识者（“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知识者的任务”）……
他们，就是穆旦笔下一个民族“干枯的眼睛”所期待的“泉涌的热泪”。
在宏阔激越的历史叙事中，十位先生，并非尽人皆知。而准确理解一个时代，若只凝目于荦荦大端，忽视委曲小变，必导致思想的片面、枯涩、概念化。需要以追怀和重述，复苏被淡忘的先贤，让民族记忆获得总体性和感染力。念兹在兹，朝斯夕斯，那些君子、士、大人、先生、侠、知识者，那些更容易被亲近、效仿的人，就成为晚生吾辈永远的同代人，并肩携手，一起面对新疑难新变局。
苏州拙政园，有“与谁同坐轩”，轩名出自苏轼词句：“与谁同坐？明月、清风、我。”十位先生，就是明月清风，自幽暗中升起，从边缘处一阵阵吹来，为中国精神之堂庑，增光辉、驱尘埃。与他们同坐，发生量子纠缠，就能够变得明朗、脱俗、高旷深远。
“向别人致敬，是对有关自己的描述的补充：诗人通过他或她的赞赏所展示的力量和纯粹性，使自己避免陷入粗俗的自我主义。在向重要楷模致敬和回忆真实生活中或文学中决定性的邂逅时，作者等于是在阐述用来评判自我的标准。”在谈论“诗人的散文”时，苏珊·桑塔格如是说。
写《与谁同坐》这部书，就是一种自我映照和校正。
四年来，我一次次返回百年中国的历史现场，上溯下延，心摹神追，直抵十位先生足迹的幽深处：开封、安阳、南阳、北平、李庄、香港、上海、嘉兴、杭州、汕头、苏州、南京……一支笔，像考古学者手中的鹤嘴锄、洛阳铲，寻觅那些重要楷模的遗迹，辨认种种“决定性的邂逅”。再依照人性的、历史的逻辑，推想潜在的一切，让残缺的事实焕发出真实的力量。
“这就是我能为一个更好的人所做的事：在他的脉络中延续。我想，这就是文明的要义。”在致敬一位前辈诗人时，约瑟夫·布罗茨基如是说。写这部书，就是我能为十个更好的人所做的事，“这就是文明的要义”。
感谢《中国作家》《山花》《天涯》《芙蓉》《长江文艺》《万松浦》《新华文摘》《散文海外版》等刊物，相继发表或转载本书诸篇散文。感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对文本反复琢磨、精心出版。
打开这部书，就是踏上一条人迹罕至的路——那些爱长衫也穿西装的先生，衣袂微飏，犹似引路的旗。②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