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字，大地就醒了；人一有了精神，一切都来劲，生机勃勃。
又是春天了，小草冲破冻土，繁花风中摇曳，在天地间肆意生长绽放。自然从不吝啬自由的姿态，山河从不遮掩生命的热烈，可行走在人间的我们，却常常在方寸小我的执念里，忘了生而为人的高贵与辽阔。
人，绝非只是饱腹安睡的躯壳，街头巷尾庸碌行走的皮囊。我们有思想，有灵魂，有数千年文明铸就的风骨，有跨越山海从未熄灭的精神火种。真正的活着，是如春风般坦荡，如繁花般热烈，心怀大爱，眼有光亮，以精神的晴朗，撑起生命的高度。
回望历史长河，那些镌刻在人类文明史册上的名字，无一不是自由与光明的追光者。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面对强权的威逼利诱，始终坚守思想的自由与真理的尊严。他漫步在雅典的街头，与世人探讨正义与良知，即便被判处死刑，也拒绝苟且偷生、放弃信仰。临刑前，他平静饮下毒酒，用生命诠释：思想的自由，比肉体的存活更珍贵；精神的高贵，比世俗的安稳更永恒。他没有为一己之私苟活，而是为人类的高贵与自由，点燃了第一盏不灭的灯火。
而近代，风雨飘摇的中国，一群顶天立地的中国人，以血肉之躯扛起自由与光明的旗帜，用一生之坚守、生命之代价，书写了中国人的精神风骨。
李大钊先生身处黑暗乱世，却始终心怀“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赤诚。他在破旧的书斋里奋笔疾书，在街头巷尾奔走呼号，为劳苦大众争取尊严，为国家民族追寻光明。他本可安于小家生活，却选择以生命为炬，照亮黑暗中的前路。临刑时，他神色从容，目光坚定，用热血告诉世人：人活着，不该只为小我柴米油盐，更要为大我、为苍生、为家国，扛起一份责任与担当。
民族斗士李公朴、闻一多，则以鲜血浇灌民主自由之花。李公朴作为“爱国七君子”之一，一生为和平民主奔走，特务威胁他离开昆明，他慨然回应：“我为民主而死，绝无畏惧！”闻一多从潜心治学的“何妨一下楼先生”，蜕变为拍案而起的民主斗士，李公朴殉难后，他明知死亡逼近，仍毅然出席追悼会，发表《最后一次讲演》，痛斥独裁者的无耻：“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讲演结束三小时后，他倒在血泊之中，用生命践行了“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誓言。
即便是大师、学者，也是铮铮铁骨，堪称洪钟大吕。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陈寅恪先生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中国学者竖起不朽灯塔。他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留学十六载不求一纸文凭，身处乱世不依附权贵、不曲学阿世。抗战时期，日寇威逼他到沦陷区任教，他断然拒绝；晚年双目失明、膑足卧床，仍口述完成八十万字《柳如是别传》，只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执教西南联大，以哲学之笔点燃民族自信与文化自信。烽火连天中，北大、清华、南开南迁昆明，先生身处茅屋、食不果腹，却笔耕不辍，在困厄中完成“贞元六书”，构建了中国现代哲学体系。他为西南联大撰写校歌与纪念碑文，以“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激励万千学子，以“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坚定民族文化底气。他告诉国人：物质可贫，精神不可弱；国土可陷，文脉不可断。
这些灵魂，或为领袖，或为斗士，或为学者，或为哲人，身处不同岗位，却有着共同的追求——为自由而生，为光明而战，为人类的尊严与高贵而坚守。他们不谋小我之私，不图一己之安，心怀家国、悲悯苍生，把个人生命融入民族解放、人类进步的洪流，让精神超越肉体，让理想穿越时空，成为人类文明最闪亮的星。
反观当下，物质高度发达、科技日新月异，有些人却在安逸中迷失了灵魂：只谋家庭私利，只图口体之欲，把生活过成“吃了睡、睡了吃”的动物本能，让精神萎靡、灵魂蒙尘。大街上，行走的不再是挺拔的生命，而是麻木的躯壳；天空下，缺少的不是物质富足，而是精神的飞扬与高贵。
春天——丰沛、热烈，自由、吉祥，一切都发着舒心的光，一切都让人欢喜。春风吹来，随手一揽，便是整个春天。而抓住了春天，似乎就抓住了一年的江山。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春天的理想，虽是飞天的风筝，却能攥在手里，怀在心中。
春天的花，自由绽放，是因为它们坚守生命的本真，向上，成长；我们做人，更要坚守精神的高贵。跳出小我格局，心怀大爱苍生：关心粮食与土地，珍惜自然馈赠；关心环境与未来，守护人类家园；关心自由与正义，守护勇敢与赤诚。像李大钊那样，坚守信仰、宁折不弯；像陈寅恪那样，独立人格、自由思想；像冯友兰那样，文化自信、民族担当；像李公朴、闻一多那样，追求光明、至死不渝。
这个春天，是中国传统的马年，我们要有龙马精神，自由奔放。拒绝做肥胖麻木的躯壳，拒绝做庸碌无为的行尸，如繁花热烈芬芳，如长风干净坦荡，如先贤坚守风骨，自尊自爱、高贵明亮。让五千年文明星火赓续绵延，开创新篇。②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