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中强
于我而言，故乡西峡有两个鲜明的印记：一是伏牛山的青山绿水，二是从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作家——乔典运。今秋，乔典运文学馆在家乡开馆，首届乔典运乡土文学奖亦隆重颁发。这让我恍然觉得，乔老师并未走远。他那清癯的面容、质朴的文章，以及对脚下这片土地无限深情的凝视，都穿越时空，清晰地映照在每一位后来者的心上。
乔老师一生蜗居西峡，是一位真正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作家。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他将对文学的挚爱与对社会的责任，化作四十年不辍的笔耕。他写农村的悲欢，写农民的灵魂，写民俗的变迁。于是，便有了《满票》《村魂》等一篇篇乡土文学经典，且屡获全国大奖，滋养了无数读者，也深深影响了我这个同乡后学。
中学时代，文学梦初萌。乔老师的作品，便是我最珍视的精神灯塔。通过收音机聆听他那些带着乡音土韵、却又充满智慧与幽默的文字，是我青春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他的语言，仿佛刚从田埂上撷取，还带着露水的清新与泥土的厚重。
更难得的是，文章了得的乔老师，为人却极为谦和。对于我这样慕名拜访的文学青年，他毫无架子，只有谆谆教诲。我至今珍藏着他当年的一句叮嘱：“你年轻，基础不错，但要记住，写东西不能急。它不像担挑子，跑快了多担几挑，跑慢了少担几挑。另外，一定要多读书，书是我们写作者不可或缺的食粮。”这番话，如种子般深埋我心。此后数十年，我一边务农，一边读书写作，无论顺境逆境，耳边总会回响起这亦师亦友的告诫，它让我懂得了坚持与沉淀的意义。
乔老师爱书，几近于痴。他曾从书架底层珍重地取出一本纸页泛黄的《契诃夫小说选》（1956年版），郑重推荐给我。摩挲着这本书，他讲述了一段令人唏嘘的往事：书是1964年在广州所购，后于动荡年代被抄走。命运的巧合在于，他后来竟在水利工地上，看到一位民工手里拿着的，正是这本扉页上写有自己名字的旧书。当时盐才一角多一斤，全家却硬是省吃俭用，凑够了钱才将它“赎”回。
我本嗜书，见此经典，自然眼热。但听完这段“书与人”的坎坷缘分，我只是倾心摸了摸，便小心将其归还原处——有些书的重量，远超其文字本身。
几年后，我终于在省城觅得一本。沉浸其中，《一个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等篇，让我深切感受到契诃夫如何以日常小事为手术刀，解剖社会的痼疾与人性的幽微。也正是在那时，我豁然开朗：再读乔老师的《冷惊》《无字碑》，其笔下对中国农民灵魂的深刻刻画，对历史积弊的沉痛反思，与契诃夫那种批判现实、唤醒良知的精神血脉，何其相似！这是文学跨越国界与时代的回响。
1990年高考落榜后，我回深山务农，见乔老师的机会少了。听闻他晚年抱病仍坚持读写，更添敬意。清贫的日子里，我始终铭记他的师德师风，甘守寂寞，潜心为文。我将精力转向地方文化研究，十年磨一剑，终于2014年出版了《侵华日军的滑铁卢：西峡口抗战纪实》一书，为中原抗战史补上了重要一页。此外，尚有《屈原与西峡》等地域文化文章及各类创作百余万字。这圆了我的“作家梦”，也希望能以此告慰乔老师在天之灵。
2024年重阳节，我的这本抗战纪实与《乔典运文集》一同被作为“县礼”赠送来宾。这于我，是一次与乔老师跨越时空的文学重逢。今年8月15日，《河南日报》刊文《一个农民的“抗战”》，肯定了我的努力。这份认可，源于乔老师当年播下的那颗文学种子。
乔典运老师离开我们近30年了，但他深刻反映乡土变迁、塑造农民灵魂的作品，文风不老，精神长青。乔典运乡土文学奖的设立，正是对他最好的纪念，必将激励如我一般的后来者，在这片文脉深厚的土地上，继续耕耘，写出更多有温度、有筋骨的文章。
因为，书缘的深处，是我们共同的、永远的故乡。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