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多前，父亲走了。我知道，父亲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
说“很远很远”，好像也并不确切。三年多来，父亲曾多次来到我们的梦境里。梦境里的父亲，清瘦，驼背，目光迷离，步履蹒跚，喜欢喝点小酒，总是睡觉。梦里父亲总是来去匆匆，好像从来都没有说一句话，模样有时清晰，有时模糊。
远方的父亲并不孤单，那里有我早已到达的母亲。那里，绿草茂密，柏树葱郁，周围是大片的农田，种满了庄稼。不远处有一条曲曲弯弯的小河，经年流水潺潺，奔东而去，陪伴着我的父母。
2022年，父亲在老家新盖的房子里走的，享年105岁。我们乡有几万人口，其中超过100岁的老人没有几个，我父亲是其中年龄最大的一个。父亲走的前两天，我们预感到父亲生命的火把即将熄灭，便匆忙把他从城里送回乡下老家。当天上午，天气晴朗，下午忽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
父亲是农民，大半辈子在乡下与土地打交道，地地道道的庄稼汉，勤劳是他的本性。父亲曾多次感叹，说庄稼人就是咬草虫儿，咬得动一天是一天，咬不动了就算了。这话听起来让人觉得有点凄楚和悲凉。
解放前，父亲在地主家扛长工，风里来雨里去。解放后，父亲在生产队劳动，起早贪黑，凭一双手挣工分养家糊口。当时农村有句顺口溜，“工分儿工分儿，社员命根儿”。当时，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尚小，干不了重体力活，全家人的生计基本上全靠父亲母亲。往往辛苦一年，仍是摘不掉“缺粮户”的帽子。生活的重担使父亲不得不拼命干活。夏日午后，人们多歇晌儿了，父亲则带上镰刀箩筐，去地里割草换工分，十斤草记一分。下雨天，出不了工，男人们大多去村南头生产队的牛屋院打牌，下棋，叨闲姜（闲唠嗑），而父亲从来不往牛屋院凑……有那么几年，一到腊月，十多岁的我便背上父亲做的刷子、笤帚、锅盖儿、锅帽（馏馒头用）等，走七八里地去集市上卖，家里过年基本上就靠这一丁点儿钱了。
母亲是1979年秋天走的，那时，身板还算硬朗的父亲承包了几亩责任田，一个人在家经营。我结婚生子后，才把他接到城里，帮我们照看孩子，责任田转给了别人。孩子上学后，父亲闲不住，就在单位院墙外找了一小片荒地，刨刨种菜。父亲还在单位院里找了些烂砖块儿，给我们盘了个土灶，捡些柴火烧饭用，以节省生活开支。从平房搬到单元房后，土灶才放弃不用。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父亲突发奇想，让我把老家早已不用的架子车弄到城里收拾一番，他准备拉车卖菜，怎么劝阻都不行。每天早饭后，只要天气晴朗，父亲就去批发蔬菜，然后沿街叫卖。父亲的秤头总是高高的，从来不会缺斤少两，因而许多人喜欢买父亲的菜。晚饭后，父亲坐在床头，掏出装钱的塑料袋儿，用指头蘸着唾沫，一分一角地数，数完整理好装到塑料袋儿里，压在枕头下。庄稼人，干活干惯了，你让他闲着，伸手不拿四两，请吃坐穿，他反而会觉得难受。
父亲是老一代农民的典型代表，坚韧，顽强，能吃苦，能受劳。劳动既是他们的一种生存需求，也是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当年轻人挣脱土地的束缚，走向城市，老一代农民依然对土地一往情深。即便是有条件不用再土里刨食，出于本性和骨子里对土地的深情，他们依然会想方设法接近土地，用土地和劳动支撑起他们的精神世界。对他们来说，劳动可以抵制焦虑，抵抗疾病，可以激活灵魂，激活生活的信心和勇气。
父亲走后的第二年清明节，我在老家小院里栽了两棵树，一棵桂花，一棵月季，如今已是枝繁叶茂。每年春秋，满院芬芳，这个时候我总要回去住上一段时间，打开房门，看到堂屋正中柜上的父母遗像，耳边似乎听到他们在说，儿子回来了。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