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明亮
当我们翻开《资治通鉴》这本厚重的史书，会发现它的价值远不止于朝堂之上的权谋与兴衰。这部近300万字的巨著虽被视为帝王的“教科书”，但司马光这位北宋史学巨匠，以其深邃的洞察力穿透人性本质，揭示了历久弥新的兴衰规律与社会真理。时至今日，无论对于何种身份的人而言，它都是一部蕴含着深刻处世智慧的生存哲学，其光芒依旧璀璨。
审时度势 顺势而为
《资治通鉴·唐纪》有言：“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意为君主能把握民心所向，其地位方能稳固；反之，则处境堪忧。时势的核心在于民心、民意、民愿、民需。能够深刻认识、理解并顺应这一大势，便掌握了历史的主动权。
刘邦攻入关中时，“约法三章”，正是顺应了百姓对秦朝严刑峻法的厌弃以及对安定生活的渴望，从而赢得了广泛支持。反观项羽，虽勇猛盖世，攻占咸阳后，谋士韩生苦劝“关中四塞之地可成霸业”，他却执意“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因其眼中仅有个人荣显，忽视了民心的根本力量，最终兵败垓下。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司马光以1362年的兴衰为镜鉴，昭示我们“用天下之心为心”的永恒智慧。
不偏不倚 稳中应变
历史不变的规律恰恰是“变化”本身，世间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资治通鉴》深谙权变与平衡之道，强调因时制宜，警惕不及或过甚的极端化倾向。
商鞅变法顺应历史潮流，成效卓著，但其人“严苛少恩”，只重刑罚而忽视恩赏，未能兼顾平衡。待其靠山秦孝公去世，他便作茧自缚，终遭车裂。即便是具有超前意识的王安石变法，初衷在于富国强兵，却因操之过急，缺乏渐进策略，使社会承受巨大压力，加剧了矛盾，最终归于失败。
公道正义 从不缺席
历史是一位真正的长期主义者。拉长时间维度审视，长远的是非成败、荣辱得失，其背后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历史之手”在操控，这便是公道与正义。正义或许偶有迟滞，但永不缺席。正因古人洞悉此理，行事不敢妄为，讲究致良知，坚守循天理、遵国法、合情理的准则。
秦相赵高位极人臣，在朝堂上公然“指鹿为马”，颠倒是非，玩弄权术于股掌。无论其曾如何不可一世，最终难逃被剁成肉酱的下场。昔日的嚣张，终成惨烈的对照。东汉末年，董卓暴虐无道，挟天子以令诸侯，最终亦被其部将吕布所杀。唐代权相李林甫“口蜜腹剑”，排挤贤良，死后亦遭削棺戮尸、家族流放之惩。
以德为基 方能长久
《资治通鉴》犹如一座巍峨的道德灯塔，以历史长卷为镜，映照出中国士大夫“内圣外王”的精神追求：“敬德必胜，失德必败。”历史从不重复细枝末节，却永恒循环着核心规律：真正的长久之道，始于正己修身的道德自觉，成于化人育德的文明传承。
勾践“卧薪尝胆”的坚韧、杨震“暮夜却金”的淡泊、刘备“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仁德，让他们在困境中崛起，在诱惑前恪守本心，于乱世中凝聚人心。反观春秋时期的智伯，虽武艺超群、行事果决，却独缺仁德之心，终因恃才傲物、恃强凌弱，招致智氏灭族之祸。《资治通鉴》以千年的跌宕起伏，揭示了一个真理：性善养德才是穿越时空的文明密码。
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
翻开史册，王朝更迭，治乱兴衰不断重演，历史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前期励精图治，后期因承平日久，沉溺于安逸享乐，遂为动乱埋下祸根。因此，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任何时候都不能期待一劳永逸，须始终保持“在路上”的精神状态，永不懈怠，方能守护初心鲜活。
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晚年却耽于享乐，“安史之乱”导致盛世崩塌，其根源正在于骄奢淫逸。西晋初年，晋武帝司马炎在统一后便贪图享乐，上行下效，石崇与王恺斗富比奢，风气奢靡。此种风气严重腐蚀了社会根基，成为诱发“五胡乱华”的重要因素之一。
当然，《资治通鉴》作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的“帝王之书”，内容博大精深。以上所感，不过冰山一角，权作抛砖引玉，以期唤起更多人对这部史学经典的兴趣，更好地汲取古人之智，服务于今。②9
名著品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