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以下简称《新编》），感觉穿越了一条长长的历史隧道，上下自商周至20世纪70年代，先后历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道学、近现代哲学，三千余年中国哲学思想溯源探流，源远流长，吞吐百家，气象万千。掩卷覃思，感慨系之。《新编》皇皇七卷155万言，鸿篇巨制，蔚为大观，智山慧海，薪传真火。《新编》是冯先生最后十年用生命写就的传世大书，是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写的中国哲学史，是中国第一部上从商周下至新中国完整的系统的中国哲学通史，既是一部中国哲学大史，也是一部中国思想大史和中国文化大史，是研究中国哲学和研究冯友兰绕不过去的不可不读的一部经典巨著。
一
新中国成立第5天，冯友兰先生给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他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5年内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本《中国哲学史》。”8天后，毛泽东即给冯友兰写了回信。冯友兰与毛泽东的信函往来是当代哲学史上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具有两个标志性意义：一是它是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的哲学观开始转变的标志；二是它是作为哲学史家的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指导思想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冯先生的愿望是真诚的，但他当时学到的马克思主义，其实是苏联式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是苏联“学术权威”提出来的方法，在这样条条框框的情况下，他写出了《新编》第一、第二部。之后按照当时“评法批儒”的种种说法，又一次走入歧途。进入上世纪80年代，冯先生开始重写《新编》时说：“只写我自己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所能见到的东西，直接写我自己在现有的马克思主义水平上对于中国哲学和文化的理解和体会，不依傍别人。”历经生命的最后十年，终于完成了《新编》七册的著书夙愿。
《新编》是冯友兰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的开创性尝试。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从“一个相结合”到“两个相结合”，冯先生具有开创之功。同时也为三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良性互动进行了一次创造性实验。
二
冯友兰用生命的最后十年，在八十五岁至九十五岁的高龄，否极泰来，情不自禁，欲罢不能，以耄耋之年，病残之躯，呕出心肝，沥心血脑汁，用拼命精神，完成皇皇七卷155万字的《新编》传世巨作，创造了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学术史上的奇迹，也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读书研史，贵在知人论世。金岳霖说，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就是其人的传记。《新编》几乎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耗费了冯友兰半生的大部分时间和心血。四十年间，冯先生个人的经历也是风风雨雨，身体和精神遭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折磨。冯先生和《新编》风雨同舟，甘苦共尝，《新编》写作出版的曲折漫长历程，是冯友兰作为中国知识分子个人历史命运和思想历程的反映，也是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曲折历程的缩影。
冯先生的晚年境况极差，耳目失其聪明，老伴谢世，亲子英逝，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不能阅读也不能书写，还有各种疾病的困扰，其中的困难真的难以想象。但这些困难都未能阻挠《新编》的写作进程。生活不能自理，思考仍在进行，不能阅读书写，就凭口授写作。
冯先生是真正的爱国者，他是祖国真正的孝子，完成《新编》是祖国的使命，也是他的生命。他对女儿宗璞说：“我现在是事情没有做完，所以还要治病。等书写完，再生病就不用治了。”“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在中国哲学史乃至世界哲学史上，堪称奇迹，应该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三
《新编》是冯先生一生哲学活动最后一个时期的代表作，也是其中国哲学史“三部曲”中最后一部，代表了他晚年的主要思想，也是他整个学术思想的最终定论。《新编》是冯先生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是冯先生哲学生涯的巅峰之作。
冯先生的语言文字功底非常深厚，独具风格。冯先生的文章文风简重，通晓明白，辞约意丰，由博反约，非有老笔，清壮何穷。他的文字永远是条理畅达，丝丝入扣而又明净如水。“冯先生的书好读”一直为学界公认。《新编》无疑也是一本好读的书。
“智山慧海传真火，愿随前薪作后薪”。冯先生是一座厚重的大山，拜读冯先生的书，仰之弥高，钻之弥坚。②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