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彩陶是我国史前文明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自20世纪初仰韶遗址被发现以来，彩陶究竟起源于何处、沿着怎样的路线扩散传播，一直是考古学界争论不休的重要命题。曾风行一时的“西来说”，一度认为彩陶技艺由西亚中亚自西向东传入中原。随着一代代考古工作者不懈发掘，大量地层证据、器物序列不断面世，史实逐渐拨云见日：仰韶彩陶并非外来输入，而是以黄河流域为原点，一路向西扩散，走出一条史前“彩陶之路”，也就是考古学界所说的“东去说”。
仰韶彩陶“西来说”的源起
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和中国学者联合发掘了仰韶文化遗址，发现了大量彩陶和石器、骨器等文物。于是，安特生开始了关于仰韶文化的研究。由于缺乏同时期的对比材料，他就从民族学、人类学和民族风俗等方面进行比较。比如，他比较了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和猪骨做成的镞刀与汉族人食猪肉的习惯、发掘的墓葬中葬者多是头向朝北与现在北方汉族人的埋葬方式相近、出土遗物中的陶鼎有烟熏火烧的痕迹与北方人正在使用的砂锅相似、出土的陶鬲与周代的铜鬲几乎一样。据此他判断仰韶文化是一种“早期中国人的文化”，他在1923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就以《中华远古之文化》命名。
至于出土的彩陶，由于当时在中国国内没有相同或相近的同期彩陶可以比较，安特生就把眼光投向了国外。他注意到这些彩陶与东南欧的特里波里、中亚安诺等遗址发现的彩陶存在相似之处。受当时欧洲学界流行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影响，他认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器之术来之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征，亦可由此输入。”他又说“因仰韶遗址之发现诚知河南距安诺道里极远，然两地之间实不乏交通孔道”。从而他得出东西间存在一条由西向东传播的彩陶之路的设想。他在考古报告说：“由地理环境上之分析，确示新疆为吾人最后决仰韶问题之地也。”为了探寻彩陶的传播路线，1923年至1924年，安特生一行在甘肃、青海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在这个地区，也发现了很多彩陶，他认为，甘青地区的陶器可归入仰韶文化，是由西方传入。安特生建构的仰韶文化彩陶西来说的前提，是甘肃彩陶的年代比中原仰韶文化早。这就是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的缘由。
安特生的这个结论，虽然在当时就遭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质疑，但是仍有一些外国学者于此说相呼应。直到20世纪70年代，有苏联考古学家还断言：公元前4000年，一些古代居民从伊朗高原向中亚迁移，公元前3000年初到达新疆，带来了彩陶文化。这些居民继续东进，抵达甘肃河西走廊，创造了“仰韶文化”，并最终影响到了河南地区，出现了河南的仰韶文化。
1979年，还有日本学者在坚持“具有精巧的技术才能制成的精美的彩陶，突然出现在中国，不能不令人感到有些唐突。细细比较研究中国、西亚两地的编年、器形和纹样，我们认为这种彩陶是从土库曼斯坦传至东方的塔里木盆地，然后又波及甘肃、河南”。
“彩陶之路”的发现
安特生提出仰韶彩陶西来说后，如前所述，当时我国的著名考古学家——山西西阴遗址发掘的主持者李济等学者并不认同，他始终坚持仰韶彩陶是土生土长的。
1945年，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甘肃宁定县（今广河县）齐家文化墓葬的填土中，发现仰韶文化半山时期的彩陶片。虽然仅是数块残陶片的发现，但它从考古层位学上指出了安特生颠倒甘肃彩陶文化发展序列的关键性错误。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考古学家在新疆发现零星的彩陶遗存。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据此断言：“新疆之彩陶文化实较黄河流域为晚，故由亚细亚传布而来的说法似有修正之必要。”此后，甘青地区大量史前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吸引了众多学者对这一区域史前文化的关注，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彩陶文化西渐的路线逐渐清晰。
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考古学界已弄清了除新疆以外的中国境内含彩陶诸考古学文化的源流：起源于渭河流域的老官台文化，在转变为半坡文化及其后的庙底沟文化中，逐渐向四周扩张。在甘青地区，庙底沟文化转变为马家窑文化后，先后在发展为半山文化及马厂文化的历程中，一步一步地向西迁徙、推进。创造了这些文化的居民在逐步扩展的同时，也加深了对荒无人烟的河西走廊地区的开发。
过去，由于新疆史前考古及研究工作的薄弱，人们对这一地区史前文化的结构、面貌和渊源的认识十分模糊，这成为完善史前彩陶之路研究的瓶颈。20世纪80年代前，在新疆天山地区发现10多处含有彩陶的文化遗存，学者们多比拟仰韶彩陶的文化性质，将它们归入新石器时代文化范畴。1983年，有考古学家就提出新疆彩陶出现年代的上限在距今3400年，下限在公元前后；早者属于青铜时代，晚者属于早期铁器时代，最晚可能至汉代，而且存在东早西晚的事实。结合甘青地区彩陶文化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家勾勒出史前“彩陶之路”的雏形。
20世纪末、21世纪初，随着新疆地区史前考古材料的积累和研究的深入，新疆地区史前彩陶的区域特征、源流等日益明晰，学术界才对史前彩陶之路的起点与终点、起始与兴衰以及史前彩陶之路的丰富内涵等，有了更完整和科学的理解。
史前彩陶文化的研究
仰韶村遗址发现的彩陶文化传入甘青地区后，再度复兴，创造了西北甘青史前彩陶新的辉煌，并积蓄了继续西进的力量。新疆东部的哈密盆地是甘青史前彩陶西进的第一站。公元前三千纪末到公元前两千纪上半叶，河西走廊马厂晚期文化和四坝文化陆续进入哈密盆地，在这里与其他外来文化交汇，演变为林雅文化和稍后的焉不拉克文化。林雅文化的陶器以双耳罐最为常见，彩陶一般为红衣黑彩，个别为黑白相间的双色彩，以几何纹样为母体构图。焉不拉克文化的彩陶器多为豆、腹耳壶、单耳杯、单耳钵，不同器型的彩绘图案完全不同。如在豆盘内用三条平行线绘成十字双钩纹，在腹耳壶器身绘垂帐纹、锯齿纹、竖条带纹，在单耳杯的器身多绘倒三角纹、锯齿纹，腹部绘以成组分区的平行曲线等。
公元前两千纪中叶以前到公元前一千纪前后，主要受哈密史前彩陶文化影响，吐鲁番盆地彩陶文化兴起，它们的母体相近，且前后相承。彩陶大多为红衣黑彩，也见一例黑、白、黄三色并用的复合彩。图案以几何纹为主，常见各种三角纹，通体的条带纹、锯齿纹也很普遍。这类彩陶，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出现许多新的因素，纹样富于变化，三角纹依旧是基本母体，突出的特征是这一时期出现和流行有动感的圆涡纹。这种彩陶文化的势力沿天山间的山谷和山间通道，向西进入乌鲁木齐周围，以略为变化的形态出现在阿拉沟一线。
公元前两千纪末到一千纪初，彩陶文化经过天山沟谷进入天山南麓，形成特征明显的察吾呼文化。察吾呼文化的彩陶大体可以分为两组。第一组是察吾呼彩陶，图案以几何纹为主，通体彩流行棋盘格纹、三角纹、折线纹、网纹；局部彩流行口颈彩，特别是由器物口沿、器腹斜向器底的斜腹带彩，为中外史前彩陶艺术所仅见。第二组是以库车县克孜尔吐尔墓地为代表的彩陶，这一组彩陶图案风格非常一致，器物类型单一。最常见的纹样是绘于器腹上部的实体三角纹，下部绘以折线或水波纹。
公元前一千纪前后，吐鲁番地区的彩陶文化向西沿天山北坡，进入伊犁河谷区，演变成伊犁河流域的彩陶文化。这种文化的陶器，主要为无耳彩陶罐。伊犁河谷的彩陶，器型单一，纹样简单，仍以直线几何构图，有局部彩，也有通体彩，它们是东方仰韶彩陶文化因素向西传播的最外环，个别精致的彩陶是黄河流域强大的彩陶文化在中国西部边缘区的“回光”。公元前一千纪下半叶，伊犁河流域彩陶文化向西进入了巴尔喀什湖以东的西天山和谢米列契地区，成为塞克—乌孙文化的主要构成因素，但传播至此，彩陶文化已是强弩之末。公元前后的汉代，源于东方的古老仰韶彩陶文化才终于消失，被这一地区其他文化所取代。
由此看来，仰韶彩陶的传播，从地区来看经历了从陕西的老官台到半坡，到河南三门峡的庙底沟，到甘青，到新疆哈密、吐鲁番及其以西地区；年代从距今8000年开始，到距今7000年，到距今5000年，到距今3400年，直到汉代；类型也由老官台文化到半坡文化，到庙底沟文化，到马家窑文化，到新疆的各类文化，年代跨越6000多年；地域跨越从中原到新疆各地。与此同时，彩陶也继续向西亚地区传播。但是，无论传播到哪里，虽然明显带有该地区的地方特色，但其彩陶的基本母体没有变化。
彩陶传播：不是“西来说”而是“东去说”
研究证明，史前仰韶文化彩陶的传播，最早可以上溯至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初期，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黄河流域彩陶文化开始向四周扩张，距今7000年以降，进入到六盘山东西两侧；距今5500—5000年的庙底沟文化时期，扩展到青海东部；距今5000年以降，西进至祁连山北麓的酒泉地区；距今4000年前后，现身于新疆哈密地区。这支东来的彩陶文化沿着天山山脉西进，终点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岸一线，持续的时间长达6000年。在西传过程中，沿途不断与当地文化交流、融合，逐渐形成新的地方性的考古文化。沿着史前彩陶之路，黄河流域的居民携带着独特的彩陶艺术和其他农业文化要素，艰难跋涉，最终将中原远古文化与古老的西域文化融汇为一体，展示出深邃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随着彩陶之路内涵的不断丰富与完善，终使“中国文化西来说”成为历史。
仰韶彩陶是彩陶文化的最早发现地，是彩陶文化的故乡。对其起源、扩散与传播的研究，是解读中华文明起源的一条重要途径。史前彩陶之路概念的提出，拓宽了仰韶文化与西域关系研究的视野，同时也终结了激烈争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最终证明仰韶彩陶的传播不是“西来说”而是“东去说”。 （本文参考了新疆师范大学历史与民族学院刘学堂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