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子村，静卧在六月的日光里，像一卷被风翻动太久的书，边角卷了，墨色淡了，却依旧字字分明。
我站在岗台遗址的土塄前，看那截被荒草包围的断崖。黄土一层压着一层，像时光垒起来的史册，每一页里都封着六千年前的一个黄昏。崖壁上炊烟的痕迹深深浅浅，像先民用烟火作的画，画里有圆腹的陶罐，陶罐上是游走的鱼纹；画里有半地穴的屋子，屋前的人正把种子埋进土里。那些种子后来长成了黍，长成了粟，也长成了我们。有雨的日子，营子人总爱去崖下走走，说能捡到彩陶的碎片。我弯腰细看，碎陶片埋在土里，只露一小截弧线，红底黑纹，那是仰韶的先民隔着六千年递过来的半句话，后半句在时光深处，怎么也听不清了。
六千年前的那个黄昏，被草木所收留，变成了荒野的一部分。那就让这些草木一直长吧，因为这些草木一岁一枯荣地见证了这个地方一千年又一千年的历史兴衰。
往南走二里，坡地上的古猿遗址更老了。四千多万年前，这里曾有灵长类的小动物与恐龙同在一棵树下乘凉。后来恐龙走了，它们留下了，骨骼一寸寸拉直，手掌一点点张开，终于在某一天直起身来，成了人。如今化石矗立在半坡，骨架蜷曲成俯卧状，似在做着一个遥远的梦。历史学家说，这里是“人猿相揖别”的地方。或许就是这片坡地，一个鞠躬，四千万年的光阴从祖先脊背上滚落，溅起的尘土里，走出了直立的人。
营子村的巷子窄而深，青石板被脚步磨得发亮，像一面面躺在地上的镜子。走到村中央，一个院落被高大楸树围着，古朴的大门不显眼，不张扬，但“尊师重教园”几个字，落在每一个走进这个门里的人眼中。走进院里，两面院墙，满满都是科学家郭华短暂却发光的生平。正屋和偏厦，是这位科学家的一些影像资料以及他的故乡营子村养育的那些优秀人才的资料。一排排看过去，每一个名字后面都站着一个人，一个人后面又站着一村的期望。我站在展馆门口，只见院墙外那一棵棵楸树，呈环抱状围着院落，主干笔直粗硕，拔地而起；主枝四面横伸，遒劲张扬，层层枝丫向上铺展，撑起阔大饱满的伞状树冠。楸树根深，枝叶繁茂扎实，颇和“藏风聚气”的愿望。我每次来，都默默注视它。它是岁月的见证，是坚韧的风骨，是宽厚的胸怀，更是人生行至中途，沉淀内敛、从容自在的至高境界。如果说楸树是努力与成果的化身，那么郭华和营子村的学子们踏实耕耘、默默积淀，不求一时锋芒，终会满载收获的人生，不正是这树的寓意所在吗？
走过岗台遗址漫长的土崖，到西营子村口，远远看见卢氏县委诞生地旧址，这就是那所点亮卢氏革命星火的小学校了。小学已迁往中营子，厚重底座的纪念碑上覆着红布。旧址正在修葺，砖和石头码在一边，泥土和着水泥气息，竟有一种奇异的庄重感。1939年的那个秋夜，一间小学教室，煤油灯把几个人的影子投在土墙上，影子们靠得很近，压着嗓子说出一句话来。那句话从此不再是几个人的，它从营子村漫出去，漫过洛河，漫过伏牛山，把整片大地都照亮。如今这个教室里，陈列着卢氏县委最年轻的岁月故事。午后的阳光从木窗格斜进来，照见尘埃在光束里浮沉。我站了一会儿，觉得那些尘埃或许就是当年的火种，细小、安静，但随时能重燃起来。
村南头的古井还在用。井栏上深深的绳痕是时间搓出来的绳子，一提一放，千百年的日子就这么打捞上来了。如今这里修了亭子，井旁立了碑，写着“刘华清让马处”。1934年冬天，红二十五军路过这里，刘华清在独树镇负了伤，却把仅有的战马让给了伤势更重的战友陈先瑞。他自己拄着树枝，拉着马尾，在崎岖的山路上一步步往前挪。挪过那些山路，挪过那个冬天，挪成了一支队伍的背影。
红军入卢纪念亭建在中营子的小广场上，碑文清晰，风雨把字迹啃出浅浅的凹痕。可凹痕里蓄着光，每个路过的人抬头一望，便能照见80多年前的队列从洛河边走过。他们背着长枪，衣单鞋破，却走得整整齐齐，像一行写在暗夜里的诗。
营子村不大，我们从东走到西走了一晌工夫。可这一晌，走过了四千万年。从古猿到人，从彩陶到碑文，从煤油灯下的誓言到满墙的名字，日子一层层叠在这里，叠成了黄土塬的厚度。风从岗台吹过来，带着陶土的腥、井水的甜、旧书页的香，还有某种更古老的东西。那是先民们埋在土里的体温，是红军留在井边的脚印，是一代代营子人攥在手心不肯松开的种子。
离开营子村时，天下起蒙蒙细雨。回头看，营子村像一封折起来的信，静静地搁在岗台遗址上。信封上没写地址，可我知道它要寄往哪里：寄给来时路，也寄给明天的营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