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的脚步近了，老街又热闹起来。街道两侧摆满年货，叫卖声此起彼伏。望着这热闹景象，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从前。
儿时，村人把赶集叫作“出山”，年前不出几次山就不算过年。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随父母赶集，兴奋得像出笼的小鸟。可没走多远就累了，赖在地上不肯走。父亲一把将我举起放到背上。我第一次发觉父亲的肩膀如此宽厚，也第一次看见他鬓角有了白发。
山路崎岖，父亲很快喘起粗气。坐在他肩上的我正沉浸在幸福里，父亲却已大汗淋漓，步履蹒跚。放下我时，他累得险些坐在地上。母亲一边心疼地给他擦汗，一边责怪：“看你把孩子惯的，明天八个孩子都骑你头上，不累坏才怪。”父亲只是笑了笑。那一笑，融化了我心中严父的形象。
去赶集前，我以为走村串巷的货郎最富有——担子里有针线、笔墨，还有小锣、小鼓，最诱人的是洋糖、芝麻糖和糖精片。可当我拽着母亲的手穿行在集市中，才知自己见识浅薄，宛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见到卖糖葫芦的，我的腿再也迈不动了。母亲上前问价，得知一斤麦子也换不了一串，便拽我离开，还哄我说：“这可不能吃，会药人。”
见我恋恋不舍，母亲对父亲说：“瞧他馋的，下次可不能再带他来了。”说实话，我那时真想尝一口，哪怕就一口。但看见母亲严厉的眼神，我怕他们真不再带我，只好一步三回头地离开。那一次赶集，就在对一串糖葫芦的念念不忘中匆匆结束了。
再次随父母赶集时，我懂事了许多，知道家里钱不多，便忍着不开口要东西。那年的集市更热闹了，地摊上吃的、穿的、玩的、用的应有尽有，还有农家晒的干枣、柿饼，手工编的篮筐。父亲买了水果糖、瓜子、鞭炮和红纸。更让我高兴的是，父母为我们兄弟俩各做了一身新衣，母亲还叮嘱师傅做大些，“回家能套袄”。我知道，她是想让孩子多穿一年。
我没敢看糖葫芦，母亲却把一串塞进我手里。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世上最幸福的孩子。那串糖葫芦如此珍贵，我举在手里，久久舍不得吃。
父亲还买了两只羊羔。他说：“明年你也要像二哥一样好好上学。好好养它们，卖了羊，学费就有了。”父亲说话向来算数，我便主动承担起放羊的活儿——因为我真想上学。
后来，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起来。再赶集时，我兜里有了自己攒的几毛钱。我不再馋吃的，全拿去买小人书。那次，父母还破例带我去饭馆吃了肉丝面。从前赶集，饿了只能啃自带的蒸馍就大葱。而如今，一家人坐在馆子里，吃着滚烫喷香的面，心里满是对好日子的欣喜与期盼。
过年赶集成了我最期待的事——那意味着春节快到了。集市上，牛拉架子车少了，自行车、小推车多了起来。人们脸上笑容多了，讨价还价也从容淡定。谈不拢时，买家会说：“不讲了，去别家看看。”卖家赶忙堆起笑：“再商量商量嘛。”
那时，我已能替父母挑选年货了。这让我特别开心，因为我可以选自己喜欢的布料，不用再穿姐姐的旧衣裳——以前同学们总笑我像个姑娘。家里条件好了，父母也顾及我的脸面，依着我的心意来。可父亲的新年衣服，仍是那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母亲也总穿那身灰衣裳，头巾也是灰色的。
赶集，像是农村发展的缩影。我从中见证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鲜活，也体会了岁月的厚重。
成年后我很少再去集市凑热闹，但骑车送父母赶年集的次数却多了起来。有时我已备齐年货，他们仍要去转转，遇见熟人聊聊天，或在树下杀一盘棋，在摊前挑挑看看，最后去羊肉馆吃碗地道的泡馍。“出山赶集”已成为他们心中过年的象征，成了一种情怀。
如今，破旧的老街早已变成宽敞整洁的街道，超市里年货物美价廉。时代在变，购物方式在变，但始终未变的，是人们心中对春节的那份浓浓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