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的腊味香，是母亲传下的手艺，是跨越了山水的昆明记忆，年味藏在血脉里，从未走远；从昆明到豫西，四十余年，腊味的香没变，春联的墨香没变，刻在骨子里的年味，也没变。
在我的记忆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昆明的冬天，总带着一股子温润的甜。盘龙江的水悠悠淌过巷陌，青石板路被晨雾打湿，我趴在自家的木窗台上，看母亲站在屋檐下忙活腊味，成了儿时最鲜活的画面。
那时的天总是蓝得透亮，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母亲手里的肠衣上，泛着淡淡的光泽。五花肉切成肥瘦相间的丁，拌上盐和自家喜欢的调味品，再淋上几勺外公酿的米酒，母亲的手顺着一个方向搅拌，腕间的玉镯叮当作响，肉香混着酒香，在小院里绕来绕去。
灌香肠是个细致活，母亲捏着肠衣的一端，把调好的肉馅一点点从漏斗塞进去，手指轻轻捋着，让肉馅均匀地分布在肠衣里，再用棉线隔段系紧。我站在一旁，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些渐渐鼓起来的香肠，问母亲：“什么时候才能吃呀？”母亲笑道：“等过年，等香肠晒得油亮亮的，就能蒸给你吃了。”屋檐下的竹竿上，很快便挂满了腊肉和香肠，风一吹，它们轻轻摇晃，像一串串红棕色的铃铛。日子就在这等待里慢慢走，直到大年三十的蒸锅上，腊味的香飘满整个屋子，那是我对年味最初的记忆。
没想到，这记忆会跟着我跨过千山万水。四十多年前，我离开昆明，来到北方扎根。北方的冬天比昆明冷得多，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可每到腊月，我总会想起母亲的腊味，于是照着她教的法子，开始自己腌肉、灌香肠。我学着母亲的样子，把肉馅的肥瘦比例调得恰到好处；没有昆明的米酒，就用本地的白酒代替，手法却还是母亲的老样子，那香味，也和在昆明做的一样。站在阳台上，看着挂在晾衣杆上的腊味，洒在上面的阳光，和儿时昆明的阳光竟有几分相似，恍惚间，我好像又看见母亲站在屋檐下，笑着说：“丫头，你做的腊味，看着比我做的还像样呢。”
一晃已过花甲之年，北方的风雪磨平了我当初对寒冷的惧怕，却磨不去口音里的滇味，也磨不掉骨子里的昆明记忆。每年做腊味，成了我雷打不动的仪式。案板上的刀工越来越熟练，调馅的比例早已烂熟于心，可每次搅拌肉馅时，还是会想起母亲当年的叮嘱：“要顺着一个方向搅，这样肉才劲道好吃。”儿孙们在郑州工作学习，每次回来，最惦记的就是我做的腊肉和香肠。前几天，儿子一家四口回来，刚进门就问：“妈，您今年做腊肉了吗？”我笑着指了指阳台：“做好了，等你们回去的时候带上。”小孙女凑过来，踮起脚仰头够着闻腊肉的味道，像极了当年的我。那一刻，我忽然懂了，腊味的香，其实是亲情的香，从母亲手里传到我手里，又传到儿孙的味蕾里，从未断过。
作为义马市政协委员，我被邀请下乡为社区写春联，三十里铺社区的活动室里，几张桌子摆开，墨汁在砚台里漾着清香。我捏着毛笔，手腕轻转，“春归大地人间暖，福降神州喜事多”的墨迹在红纸上徐徐展开。围在旁边的居民们连声称赞，有个大妈说：“你写的春联，墨香里都带着年味呢。”我抬头看着满室的红，忽然想起昆明的春节，那时父亲写春联，我在一旁磨墨，墨香混着院里的腊味香，那是最圆满的年。如今，我也成了写春联的人，红宣纸的红，像极了腊味的红，也像极了母亲胸前玉坠上的红绳，这天南地北的年味，如今串在了一起。
又到腊月，阳台上的腊味晒得正香。我站在窗前，忽然想念起昆明的家人，想念父亲写春联的墨香，想念母亲腌腊味的小院。风从阳台吹进来，带着腊味的香，也带着故乡的味道。我知道，无论走多远，无论过多少年，那些藏在腊味里的母爱，那些刻在春联里的亲情，都是我永远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