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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把促进妇女解放作为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共一大代表们讨论了妇女解放的问题。同年12月，中国共产党以“中华女界联合会”的名义在上海法租界创办《妇女声》，开展“宣传被压迫阶级的解放，促醒女子加入劳动运动”的工作。《妇女声》创刊号宣言这样写道，女子是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有应尽的义务和应享的权利，应当自己支配自己的生活。“经济组织变化的结果，迫使我们离开家庭奴隶的遭遇，走到社会中来，要完成我们历史的使命”。
1924年3月8日，中国第一次“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庆祝活动在广州举行，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这次活动“对全国妇女有很大影响，为以后中国妇女运动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
“总需要一个人证明，女性也能做到。”1926年8月，美国女游泳运动员格特鲁德·埃德尔向英吉利海峡发起挑战，并打破此前由男性创造的纪录。然而，不少媒体只热衷于讨论埃德尔“不合习俗”的短款泳衣，断言她的成功“不过是运气”，因为“女性终究无法持续承受极限负荷”。同媒体报道形成反差的是，在埃德尔有可能被湍急洋流卷走的艰难时刻，英国海岸上的居民自发燃起一堆堆篝火为她导航。暗夜中升腾的火焰，是对“乘风破浪女王”的致敬，也为驱散比海峡更难跨越的性别偏见注入温暖的力量。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46年，联合国设立妇女地位委员会；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将性别平等纳入人权框架；1952年，《妇女政治权利公约》确立妇女平等参政权利；1975年，联合国第一次召开专门讨论妇女问题的世界性政府间大会，提出了“平等、发展与和平”的目标；1979年，《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系统界定歧视范畴；1985年，联合国大会核准通过《到2000年提高妇女地位内罗毕前瞻性战略》，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妇女的愿望和要求被听到；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与《行动纲领》，围绕“以行动谋求平等、发展与和平”主题，确定了妇女发展的12个重点关切领域及每个领域的战略目标和政策框架……一个个“争取平等的里程碑”，逐步构建起全球妇女权益保障的制度体系，引领性别平等事业从理念觉醒走向实践深化。
今天，许多昔日遥不可及的梦想已成为现实。1995年至2024年间，189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1500余项促进性别平等的法律改革。妇女参与政治经济活动权利受到法律保障，妇女接受教育、婚姻自由、职业自由成为社会共识。
然而，各国各地区妇女发展水平并不平衡，男女权利、机会、资源分配不平等现象依然存在，对妇女潜能、才干、贡献的认识还不够充分。
妇女既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力量，也是自身命运的主宰者和创造者。妇女事业发展迈出的每一步，都凝结着艰辛的奋斗。
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有一条以社会活动家旺加里·马塔伊命名的宽阔大道。“当女性拥有了经济自主权，她们就能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家园”。近半个世纪前，马塔伊发起“绿带运动”，带领农村妇女植树造林，改善生态环境，通过出售木材、水果增加收入。2023年，“绿带运动”已推广至非洲30多个国家，为数十万妇女提供环保技能培训与增收机会，成为妇女参与生态保护的重要平台。
来自湖南苗乡的2025年“最美巾帼奋斗者”杨淑亭，同样是奇迹创造者。20岁时，杨淑亭因交通事故高位截瘫，可她坚信自己不是一个废人，只要别人能做到，她也能做到。从第一个月收入7块7毛钱的游戏代练起步，杨淑亭当客服、开网店，坐着轮椅接货送货，再苦再难也绝不放弃。2013年至今，她创办的合作社及公司已带动贫困户、残疾人等上千名群众就业增收，产品远销多个国家和地区。她在轮椅上成就的自强不息的人生，让更多女性读懂了什么是“没有风雨，怎有彩虹”。
奋斗的故事，漾开叩击人心的回响。
“我们的生活都不容易，但是那有什么关系？我们必须有恒心，尤其要有自信心！我们必须相信我们的天赋是要用来做某种事情的，无论代价多么大，这种事情必须做到。”
居里夫人写给姐姐信中的一段话，道出无数女性百折不挠、勇毅前行的心声，蕴藏着冲破桎梏、向阳而生的坚韧，勾勒出崎岖山路上咬牙攀登、永不言弃的身影。裹着万千柔情、带着泪水与欢笑，从心底迸发出的强大力量，为每一次奋斗赋予了沉甸甸的意义，也让一串串坚实的足印，汇聚成夜空中为梦想引路的浩瀚星河。
（三）
“发展离不开妇女，发展要惠及包括妇女在内的全体人民。”
“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妇女权益，靠发展改善妇女民生，实现妇女事业和经济社会同步发展。”
牢牢把握两百年来妇女解放和发展历程的核心脉络与本质规律，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是人的本质活动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出发，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突出强调妇女的主体地位，充分肯定其作为劳动者与社会实践主体的核心价值，深刻揭示了妇女全面发展与人类社会进步相统一的内在联系，并以明确的实践路径为推进全球妇女事业提供了科学指引。
农业社会中，女性劳动嵌入家庭协作，同时承担育儿责任，被动依附于家庭。工业革命带来新的机会，女性开始走出家庭，投身工业化生产。在早期工业国家，面对恶劣的工作环境、超长的工时和仅有男工一半的报酬，女工们开展了顽强的斗争，迫使政府出台了一些旨在缓解矛盾的法规，但工厂主以解雇或降薪等手段继续压榨女工。“最后找到工作、最先失去工作”，劳动力市场上妇女的卑微处境长期未能得到实质性改变。
“在莫斯莱的一个制砖工场，一个24岁的姑娘每天制砖2000块，只有两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作助手，帮她运土和垛砖。这两个女孩子每天要从30呎深的土坑里通过很滑的斜坡挖出10吨黏土，并把它运到210呎远的地方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笔下，记录着19世纪英国女工的生存状态：有的女性每天要工作18小时，繁重的劳动让她们的脊椎骨和盆骨都变形了；她们的身体还被丧尽天良地置于有毒物质等等的侵害之下；她们在怀孕后，一直到分娩前一瞬间还要在工厂里工作……而即便在这种糟糕的工作环境和寥寥无几的工资待遇下，她们仍旧甘愿接受盘剥。
与底层劳动妇女全然不同，资产阶级妇女“闲暇”在家，成为丈夫财产和地位的装饰品。一些人不满足于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开始寻求新的出路。
南丁格尔带领38名女性护士前往克里米亚救护英军伤兵，并于战后创办了世界上第一所护士学校。她虽未直接参与妇女运动，但以亲身实践证明女性的职业能力与价值，客观上为妇女拓展从业范围、提升社会地位，发挥了推动作用。
历史总是在迂回中前行，妇女就业始终受到陈规旧俗的制约。两次世界大战为妇女加入劳动大军提供了更多机遇。然而，战后为安置大批退役士兵，女性需腾出工作岗位俨然成为欧美国家主流社会声音，一些人公开宣称妇女参与社会和经济活动是家庭安宁的危害。
“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业中去”——早在1884年，恩格斯就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阐述了这一重要论断。
19世纪末，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塑造的为挣脱“丈夫的玩偶”地位而毅然出走的娜拉，成为觉醒女性的象征。然而，如果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娜拉出走后又会怎样？对此，鲁迅尖锐指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彼时的中国，封建礼教余威犹在，妇女仍深受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揭示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条极大绳索的束缚。纵有娜拉式的觉悟，若无挣脱这四重枷锁的社会革命，新觉醒的女性终究无法摆脱被禁锢于家庭的宿命。
人类发展至今，女性参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广度与深度前所未有。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将性别视角纳入各个领域。最新的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报告显示，2024年25岁至54岁年龄段的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是64.5%，已深度融入各行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4年报告显示，2000年至2024年间，全球女性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8%跃升至37%。
推动妇女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是提高妇女地位的关键路径。经济参与赋予自主能力，社会参与带来影响力，全面融入消解偏见，妇女地位提升获得愈加坚实的支撑。
“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这是毛泽东同志1939年在延安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上提出的重要观点。
时代从未停止书写鲜活注脚：实验室破解芯片密码的女性科学家、社区里守护民生温度的女性网格员、田野上孕育丰收希望的女性新农人、太空中遨游探索的女性航天员……“她力量”正在成为驱动时代发展的重要引擎。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若女性就业率与男性持平，人均GDP可平均增长近20%。联合国妇女署和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报告显示，仅消除性别数字鸿沟一项举措，就足以惠及全球3.43亿妇女和女童，到2050年可使3000万人脱贫，并预计到2030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1.5万亿美元。
为促进男女平等和妇女全面发展加速行动，需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发展战略，既要考虑各国国情、性别差异、妇女特殊需求，确保妇女平等分享发展成果，又要创新政策手段，激发妇女潜力，推动广大妇女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20世纪50年代，中国土地改革让妇女平等获得土地，这一保障女性土地权益的实践，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后来倡导的农村性别平等原则一致，为亚洲农业国家提供了可借鉴的政策思路；20世纪70年代，中国赤脚医生制度获世界卫生组织认可，被多个发展中国家借鉴，有效助力当地基层妇幼健康改善；改革开放后，中国乡镇企业“打工妹”走出家庭、就业增收的故事，激励不少国家和地区的女性拓展自我发展空间、改善经济地位；进入新时代，中国脱贫攻坚中的妇女小额信贷、乡村振兴中的女性创业扶持等模式，通过与联合国妇女署的务实合作，纳入全球性别平等领域的经验交流体系，为各国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借鉴参考……
中国实践证明，推动妇女参加社会和经济活动，能有效提高妇女地位，也能极大提升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
（四）
“重申基本人权、人格尊严与价值，以及男女与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犹如一道光芒划破历史天空，《联合国宪章》序言中这一重要表述，彻底否定了“身份决定权利”的传统偏见，实现了从“性别歧视”到“人格平等”的伟大跨越，为现代人权体系奠定了文明根基。
人类的进步从来都不是笔直大街上的漫步，而是在新旧观念交锋中开辟征程。
1945年4月至6月，联合国制宪会议在美国旧金山举行。51个创始国中，只有30个国家赋予妇女选举权。签署《联合国宪章》的850名代表中，只有4名女性。
巴西女代表贝尔塔·卢茨坚定维护“人权若不含性别平等，便不是完整的人权”这一原则立场。深知此事非一己之力可成，她为此多方奔走，积极游说各方人士，推动将性别平等内容纳入《联合国宪章》。
性别平等相关内容最终确定纳入宪章的那一刻，女性代表们喜极而泣，全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我播下了良种，它已开始结果，尽管没有我想象那么快。”回首历史性一幕，当年代表多米尼加参与《联合国宪章》签署的米内尔娃?伯纳迪诺女士感慨万千。
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妇女权益本就是人权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保障妇女权益无异于回归人权平等本质。历史上妇女权益长期缺失，现实中性别歧视远未彻底消除。保障妇女权益既是纠正历史不公，也是对现实痛点作出回应；妇女权益的保障程度检验着人权水平，更关乎人权的完整实现。
“妇女权益是基本人权。我们要把保障妇女权益系统纳入法律法规，上升为国家意志，内化为社会行为规范。”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球妇女峰会上的重要讲话掷地有声，深深镌刻在以妇女事业发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壮阔历史进程中。
1953年，申纪兰随新中国首个妇女代表团走出国门，赴丹麦哥本哈根参加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召开的妇女大会。这位初级农业合作社副社长有太多的话想说。“女社员和男社员搞起劳动竞赛，干一样的活儿，记一样的工分……”朴实无华的讲述传递着中国故事的温度，那双布满老茧的手，更是让各国代表明白了为什么中国妇女能顶起“半边天”。一年后，申纪兰作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她积极维护妇女劳动权利，倡导并推动“男女同工同酬”写入共和国宪法。从一个村庄的实践探索上升为国家根本法的制度保障，社会文明的价值重构回应着亿万妇女的时代诉求。
70多年来，中国与时俱进强化男女平等的法治保障，将保障妇女权益贯穿于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环节，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进程中，推动妇女权益保障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
坚决维护作为首要基本人权的生存权与发展权，是构筑妇女权益保障的核心支柱。生存权为发展权筑牢根基，发展权为生存权拓展空间。
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广大妇女生活质量的提升，依托于享有尊严、免遭暴力的坚实守护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体系，更得益于消除生计焦虑的有效保障。更好的发展则需要稳步实现经济独立的赋能平台、跻身领军人物的可行路径、参与治理的重要场域。只有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广大妇女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才会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在全球层面，生存权与发展权的核心地位及其相互增益的关系已形成更广泛共识，而妇女权益保障作为其重要实践维度，正得到愈发清晰的关注。
《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将歧视范畴从公领域延伸至私领域，将保护妇女生殖健康纳入缔约国义务，特别关切农村妇女权利，要求通过采取暂行特别措施和变革歧视性性别文化，构建起全球性反性别歧视的行动框架。《公约》已获得189个国家批准，成为全球认可度最高的人权公约之一。截至2024年11月，联合国妇女署发起的“联合起来制止暴力侵害妇女行为”全球运动已助力全球165个国家制定了反家庭暴力法律。在此基础上，完善法律制度、保障妇女各项权利领域的全球合作，正持续深化并发挥实效。 （下转第四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