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北京半年多，从凛冽寒冬到初秋微凉。
归来那天恰逢立秋，复兴号过了石家庄站，我忍不住一会儿去后面行李架上查看行李，一会儿整整背包里的零碎物件。女儿看着我，说妈你是不是有点兴奋。我说，是呀，马上就进入河南了。
虽不是第一次从北京乘坐复兴号回家，但仍然为它风驰电掣的速度惊叹：高铁上发的零食还没来得及享用，随身带的一本书还没看两页，安阳东站就到了。窗外，被雨水浸润的中原大地正舒展着湿漉漉的绿意。积水映着天光，宛若散落的明镜。
大地上的绿是分明的，疾驰的列车窗外，鹅黄嫩绿在田野间跳跃；远山苍绿，近树凝翠，层层叠叠的绿意直往眼里钻，往心里去。起伏的丘陵渐次隆起，化作中原大地坚实的脊梁，又似一幅渐行渐近的青山绿水。
尽管不能分辨出田野里生长的是什么，但那被土地和树木包围的村庄，折射出的是乡村繁衍生息的漫长时光。
女儿说：真不愧是农业大省。
女儿的话，在我心海掀起微澜。中原人懂得，沉甸甸的庄稼里藏着双重丰收，既要让14亿人的饭碗盛满优质粮，又要让乡村振兴的种子在田间地头生根发芽。此时，中原人对土地的执着、信奉、热爱，具象在父亲草帽下清癯的面容上，具象在父亲躬身土地的脊梁上。豫西多为山区，整块的大田少，父亲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播撒种子的角落。土里的碎石，他一块块捡起，垒在地边。日积月累，成为一道道预防水土流失的塄碾。时至今天，在我的故乡，碎石垒起的塄碾，由小圈到大圈，由半圆到直线，层层错落，被路过的人当成风景看。但我知道它圈起的薄田，或种瓜，或种豆，或者种辣椒、茄子、白菜，曾填补了多少短粮的空缺。每每经过这一道道独特风景，我心底涌起的涟漪总会濡湿眼眶。
父亲是老中医，但他更是一个虔诚侍奉土地的农民。那年，我带朋友回家看望他，父亲抱回来一个大西瓜。我惊讶地问：“哪来的西瓜？”父亲略带得意地说：“我种的。”我不解：“咱家的地就那几块，您在哪儿种的啊？”“沙角地那个边上。”父亲答。
我一下子想起父亲口中的那块沙角地。那是当年村里谁都瞧不上的一角荒地，偏偏父亲留了下来，经年累月地打理，竟变成一块收成不错的土地。就在他用石块围起的小小地角，父亲种出这样甜的西瓜。而之所以如此惊讶，也是因为我从小就听大人说：“咱们这儿的地长不好西瓜。”我想，父亲能种出又大又甜的西瓜，是他信土地、也信自己的结果。“长不好西瓜”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缺少大片能种西瓜的土地。毕竟那年月，没人舍得把种粮食的地种成西瓜。
我们村有一块亩产一千斤粮食的大块地，叫做“千斤亩”，连周围村庄的人们都眼气我们村有这块高产田。当年分地时，为公平起见，村组每户人家都分到一溜“千斤亩”的地。庄稼人的心是齐的。这不是一句虚话。因为在“千斤亩”这块我村唯一的大块地里，每年长出的庄稼依然是齐铺铺的，好像地从没有被分过。我对播种、收获最深的记忆都在这块土地上。这块地也是我对故乡最深的念想。
“红色的花，白色的馍/这就是我的村落/我想说一句话，一句心里话/让我播种、让我收获/行吗，黄河？”当刘震云为电影《一九四二》所写的这首歌蓦然浮现于脑海时，动车正掠过中原腹地。窗外，风力发电机的巨臂缓缓旋转，像时光的指针，丈量着这片土地从苦难走向新生的距离。
旧日的村落静默于歌词之中，而眼前的大地正被新的节奏唤醒。作为肩负“中原粮仓”千钧重担的中原大地，如今早已远离那些血与泪的记忆。而今，黄河依旧东流，却映照着不一样的天空。犁铧变成了叶轮，炊烟化作了云霓，但土地依然是这一片土地，人依然是这一群人，还在播种，还在收获，还在风起之时仰首向前，仿佛在回应几十年前那一句颤抖的问询——“行吗，黄河？”
诚然，我只离开半年之久，但思乡之情并不在于离开多久，而在于你被他乡新奇、陆离的风光熏染后，更加怀念故乡古朴的风景和熟悉的土地。
从三门峡南站出来，黄河岸边的风迎面吹来，裹挟着天鹅湖的微醺，抚平了我归乡的急切。当晚，属于秋天的第一场雨落在豫西干燥的土地，我也重新听见雨落在土地上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