荠荠菜和白蒿拱破地皮，春天来了。和春天一起来的，还有许多：比如冰河解冻，比如风剪杨柳，比如燕子衔泥……不过，这一切的物象，皆不在我关注的范畴，我所关注的，唯荠荠菜和白蒿。当然，还有之后到来的葛兰叶、五味叶、黏牙叶、水芹菜、石豆芽以及藤花和柿子叶们。风花雪月填不饱我扁瘪的肚子，只有这些野菜可以。
我小时候的生活特别困苦，一年三百六十天，至少有一百八十天处在饥饿中。特别是春天，饥饿会变成一匹疯狂的狼，肆意撕咬人的肌体。头年秋天存贮的粮食，能把冬天熬过，已经算是万幸了。我们七寸算个大村，住户不下百户，但到春天，能揭开锅的，顶多不上五户。遗憾的是，这五户能揭开锅的，也不敢揭锅。他们要装出和我们一样可怜。在我们当地，流行一段顺口溜：“九九八十一，穷人靠墙立。不怕身上冷，就怕肚子饥。”一个“饥”字，道尽无限辛酸。
盼望春天，犹如溺水者盼岸。那时，荠荠菜和白蒿，就是我们的“岸。”我们穿着褴褛的衣裳，腰里系根草绳，天天往河边跑，往地里跑，看河水解冻，抚摸土地的苏醒。苏轼有诗曰：“春江水暖鸭先知。”我觉得，这句诗，就是为我写的。尽管，我并非鸭，但我毫不客气地说，我是最早知道春天到来的人。
我不想把我们的小伙伴比成蝗虫，但我们真的是一群蝗虫，自荠荠菜和白蒿挤出地皮的那刻起，我们天天挽个小篮，从这块地“飞”到那块地，从河边“飞”到一个个山洼，抢挖这些被我们视为宝贝的野菜。所过之处，满目疮痍。
那时吃白蒿，不像现在，拌面蒸，然后调上蒜水、辣子油，蘸着吃，而是清蒸，纯白蒿，不拌一星面，更没有蒜水、辣子油佐味，吃起来苦苦的，涩涩的，带着一股药味，实在难以下咽。开始吃的时候，由于饥饿，尚可用狼吞虎咽形容，但至半饱，老牛反刍现象就会出现在我的身上。不过，相较于杨叶的苦涩，白蒿还算是好吃的了。记得我每次吃杨叶菜团，总以呕吐收场。
农历三月初，柿子树发了嫩黄的小牙，全村人就有了眼巴巴的期盼。好不容易等到六月中旬，巴掌大的柿树叶长得青嫩肥厚，生产队长派人采摘了，堆放在公共食堂的院子里。在食堂做饭的二妈、五婶等人，将柿叶倒进大铁锅里，点柴熬煮。煮熟后，让爷爷奶奶们用手反复搓揉，直至柿叶变成浓汤。食堂管伙的三叔拿来竹筛子和过滤豆腐用的布包，将柿叶的浓汤一瓢一瓢舀进豆腐包，待清水过滤出去，像压豆腐一样，把柿叶制成淀粉。这种淀粉，在当时是可以和豆面、麦面并列的奢侈品，是蒸馍和拌汤的高档食材。然而，这些所谓的高档食材，却是我童年味蕾最苦涩的记忆。
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进城？我不想对他说，是要和吃糠咽菜的日子告别。如果这样回答，人们也许会看不起我，认为我没有远大抱负，但我的确是因想吃上细米白面、大鱼大肉而拼命学习、参加工作的。记得莫言曾说，他是为了能顿顿吃饺子而当作家的。我觉得莫言很诚实，说的是实话。
我参加工作的时候，每月只有尚可维持的粮油供给，如果想吃饱，还要适当配些野菜。但是，我的舌尖对野菜满是抗拒。我把这种抗拒上升到精神层面，大有不为五斗米折腰之气概。改革开放后，我家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野菜从餐桌上彻底消失。
近些年，复古风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作为复古的一分子，野菜又堂而皇之走上城市人的餐桌。起初，我对这些东西很不屑，认为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苦难的人，在找一种感觉。后来，我也“三高”了，医生建议多吃粗粮、野菜。我觉得，“士可杀，不可辱”，老婆说，为了健康，应该学会改变。
在老婆的强迫下，荠荠菜、白蒿，重新走上我的舌尖。对我来说，这是舌尖上的一次轮回。奇怪的是，我现在吃它们时，却吃不出童年的苦涩，而满口都是生活的清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