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人司马光有诗《过洛阳城》：“烟愁雨啸奈华生，宫阙簪蕖旧帝京。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来到洛阳，就好比翻开了华夏千年长卷，那风云变幻的朝代更迭在眼前浮现。漫步洛阳街头，一抬头或许就能发现一座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里，承载着洛阳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近日，澄泥砚文化遗产寻访团队走进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追寻中国漕运历史里的澄泥砚文化。
隋唐大运河的开凿，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使洛阳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自汉至隋唐，随着帝都长安人口的暴增，关中产粮不敷，每年都需从关东（函谷关以东）漕运粮食数十万石。到了隋唐，更是依赖大运河漕运粮食。据《旧唐书》的记载，由洛阳至长安的水路运输，必经险要的黄河三门峡，需要经陆上崤函古道转运再走水路，极大地影响了运力。仅从洛阳含嘉仓转运进入关中，一石粮食就需运费五百文。高峰期粮食缺口达400万石，这种沉重的经济负担使得大唐帝国不堪重负。关中每遭天灾，帝王便“移幸”洛阳，待生产恢复后才返回长安。而隋代大运河的修建，就有了这条南粮北运的生命线，而长安与洛阳相距不过300多公里。直到开元以后，漕运问题得到良好解决，洛阳城逐渐衰落，帝王一行人不再东去就食。走进隋唐大运河博物馆，“一粒米的漕运之旅”以多媒体互动的方式，生动介绍了漕粮的运输过程。
《新唐书》记载：“岁漕经砥柱，覆者几半。”三门漕运的改善，要归功于一名叫裴耀卿的河东裴氏宰相。开元二十一年，裴耀卿提出改善漕运问题的系统措施：“于河口置一仓，纳江东租米，便放船归。从河口即分入河、洛，官自雇船载运。三门之东，置一仓。三门既水险，即于河岸开山，车运十数里。三门之西，又置一仓，每运至仓，即般下贮纳。水通即运，水细便止。自太原仓溯河，更无停留，所省巨万。”唐开元二十九年，在陕州郡守李齐物的带领下，除修治原本已初具规模的栈道外，又开凿了北岸十八里陆道和开元新河。长安城能够平稳安居帝都之位，三门峡漕运作为转运粮食至长安城的枢纽地段，其在保障京师正常的粮食供应，维持隋唐王朝中央机构的有效运转方面，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去隋唐大运河博物馆访砚之前，寻访团队请教多名文博界专家、学者，想要得到洛阳众多博物馆中澄泥砚的线索。得到的反馈是，大运河博物馆里应该没有澄泥砚展陈。在研究了三门漕运与隋唐运河的历史后，团队成员坚信这条运输大动脉必有砚台出土，因为三门峡所产唐宋的澄泥贡砚，已经顺着运河大动脉到达了扬州、南京、杭州等南方城市。那里的博物馆陈列着不少当地出土、有着弘农贡砚风格的澄泥砚，已经说明了一切。带着疑问，团队走进洛阳的隋唐大运河博物馆，在二楼展厅入口处的一个展柜里，赫然陈列着一款唐代澄泥凤池砚。这款凤池砚两角方形，有着柱体双足，与唐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墓出土的砚台造型相同。
宋史绳祖《学斋占毕》载：“唐人多只是以瓦为砚，故昌黎毛颖传止称为陶泓。”典籍有翔实的记载，宋人也这么认为，陶泓就是澄泥烧制的砚瓦的代名词，“弘农陶泓”就是弘农郡烧制的澄泥砚瓦，陶泓一词也在韩愈笔下成了砚台的代名词。而隋唐大运河博物馆陈列展出的唐代澄泥凤池砚，正是“弘农陶泓”历史存在的实物例证之一，它与日本正仓院所藏的传世澄泥砚一起，见证了弘农砚瓦的曾经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