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远古之文化》系统提出“仰韶文化”

    编者按

    2023年12月1日至3日，在三门峡召开的“2023仰韶论坛”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二级研究员、副院长魏兴涛作了题为《〈中华远古之文化〉的主要内容与重要意义——纪念仰韶文化命名百年》的报告，本文依据其报告整理而成。

    大约7000—5000年前，圣地仰韶绽放出“文明曙光”。时光回到1921年，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瑞典人安特生和数位中国学者，用手铲在三门峡渑池县仰韶村的黄土地里挖掘，取得了惊人成绩：不仅发现了仰韶文化这一中华远古之文化，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而且使名不见经传的仰韶村走进教科书、走向世界，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之门。

    1923年10月，安特生在农商部地质调查所主办的《地质汇报》第5号第1册上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报告他的发掘和研究成果，系统提出、确立“仰韶文化”，至今已有百年历史。

    《中华远古之文化》系统提出“仰韶文化”

    《中华远古之文化》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器形之源流”“古代文化之遗址”“石器遗址之年代”“仰韶文化与中国人种之关系”“仰韶文化与古代外国文化之关系”等。

    安特生在《中华远古之文化》中谈到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发现与发掘过程。1920年，采集员刘长山由河南仰韶村带回石器数百件后，安特生预料此村附近当有石器时代遗址，遂于1921年4月前往调查。调查过程中，他在仰韶村南沟壁发现“颇富陶器碎片”灰土层，此地遗址面积广阔，遗物甚多，破碎陶器最为丰富，其中多有磨光彩陶。同年10月27日至12月1日，经呈请中国政府准许，安特生与中国助手五人和袁复礼等，到仰韶村正式发掘，得出“可知在石器古人时代其地当为一大村落无疑矣”的结论。同时他还将仰韶村遗址陶器分为两类，粗陶器灰色上有印纹或刻纹，多系手制工艺粗糙，但亦有薄而小、手工精细者，并有“较前者精致”的彩陶器。手制之陶器，其制法多先由布或麻绳作模型，外敷以泥，然后烧之，故各器每有此印纹。

    该书系统提出、确立“仰韶文化”，书中说，从仰韶村遗址全部而论，似当为新石器时代之末期，属于石器及金属器时代之过渡期，这些“已足代表古代文化中之重要时代”，首次系统提出“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时代”“仰韶时代”等概念。书中认为，仰韶文化为远古中华文化。

    《中华远古之文化》的重要意义

    《中华远古之文化》的发表向学界报告了仰韶村遗址发掘成果和收获，经过系列研究，系统提出“仰韶文化”概念，正如其书名所表明的，他判定仰韶文化的性质为中华远古文化，即中国的史前文化，强调其土著性和民族特点，这一考古成果使“中国无石器时代”的理论不攻自破。从此揭开了考古学探索我国史前文化、早期文明的精彩序幕。

    通过重读《中华远古之文化》，我们了解到：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是通过申请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安特生带领当时中国最早科研机构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5名中国同事，留美归国地质学者袁复礼，以及著名的加拿大解剖学家、人类学家步达生和奥地利古生物学家师丹斯基两位外籍博士参加的，有计划有充分准备的一项系统科学工作。尽管主持者安特生是瑞典籍学者，但其身份为中国农商部雇员，是中国地质调查所的成员，时任地质矿产陈列馆的馆长，其持有介绍信“护照”，要求地方当局接洽支持。袁复礼是中国地质调查所新聘技师，师丹斯基等当时也受聘于该所。因此发掘工作实属政府行为，并具有团体考古发掘性质。

    在国际上，田野考古学的主要方法地层学借鉴并来源于地质地层学，安特生原来就是瑞典著名地质学家，发掘主要人员袁复礼为留学归国的地质学者，其他成员也多为地质工作从业者，因此发掘工作中充分运用地质地层学，科学属性显著。

    采用开探沟的方法发掘，至今仍是考古发掘的主要方法。袁复礼详细地测绘了仰韶村附近地形及遗址范围图、局部地貌平剖面图等，其精准程度至今仍不落后并具有参考价值。仰韶村遗址发掘期间，安特生等人还在渑池调查了几处史前遗址，并对其一小规模发掘。其所做研究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报告论文，涉及当今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基本全过程。工作目标明确，即为了探索中国史前文化。经过发掘、研究不仅命名和确立了仰韶文化，还对该文化尤其是主要因素彩陶的分布范围、来源等特别关注，开创了运用考古手段从实物资料方面发现、命名、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一整套方法，由首次发现经过研究具有典型特征的遗址命名考古学文化成为惯例。

    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示范效应，激发了学术界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广阔田野探讨中国文化源头问题的热情及期盼，开辟了通过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类别，对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的建立给予了启发。

    有关于中国考古学史的论者，分别提出将1926年山西夏县西阴遗址或1928年开始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后者作为中国考古学的开端，而西阴与殷墟遗址发掘的主持者、中国考古界早期重要代表人物李济，称仰韶村遗址的发掘为“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严文明、李伯谦、王巍、陈星灿、李新伟等也都认为，1921年渑池仰韶村遗址的发掘，标志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中华远古之文化》作为承载仰韶村遗址第一次发掘成果的中英文双语考古报告，将仰韶村史前遗存系统命名为仰韶文化，明确仰韶文化为“中华远古之文化”，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确立了中国石器时代，实证了中国存在发达的新石器文化，对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