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的那条路是高中时每星期都要走的，毕业后虽然也走，但少了许多。
上学的时候，那是老家通往县城的路；工作的时候，那是县城通往老家的路，大约二十二公里。读高中时，老家是我每周都要回去寻求生活资助的地方，县城是我求学的场所。
我考上县一高的那年是1978年，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年头，县一高开始面向全县招生，在此之前，县一高只对县城招生。正是县里这样一个重大改革，才让无数个农村孩子有了希望，我便是其中的一个，经过苦读，走进了大学校园。
上高中时，那条路很窄，仅可容下一辆架子车，我们叫它“架子车路”。架子车只有一米五左右的宽度，是当时主要的货运工具，三两个人配合着，一次可以拉走近一吨的东西，基本代替了肩挑背驮。架子车“底盘”高，对路面要求不高，所以路面上滚落的乱石也没人去清理，加上黄泥土质路面，走上去磕磕绊绊的，雨天里更是艰难，鞋子上被泥裹得满满的，走一小段就要用一根竹木之类的小棍或者路边随处可见的石片清理掉鞋上的泥巴。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两年，那是1978年的夏天到1980年的夏天，若按一周一个来回算，足足有九十个来回。我每周六的下午都要从县城的学校走回老家的土窑洞，星期日的下午再从土窑洞走进县城的学校，一个来回将近九十里，要走上十个小时。当时年轻，十四五岁的年龄，又是农村孩子，上山砍过柴，下地干过活，这点路也不算什么，也没有觉得苦，觉得苦是后来再回头看的时候。现在想来，这条路磨炼了我的意志，给了我许多叫作坚强的东西。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后，在县城里有了工作，那条路也加宽了一些，大概有三米五，路面也铺上了砂石，可以勉强通小汽车，村民们叫它“砂石路”。交通部门还安排了当地的村民管护，每年大约给120元钱，我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养护工。他工作很认真，只要地里没活干，他都在路上，从路不远处的坡上挖一些土下来，一锨一锨地撂到路面上，把水冲出的小壕沟填平，把不平的地方用锨铲得平平的，并拍出亮亮的印子来。再没有可干的了，就在路靠山的那侧挖条小沟作为引水的渠道。挖水沟本不是养护工的活，他只是停不下手，仿佛一停下来就手足无措了。我偶尔回去看他的时候，也帮他在路上干过活，他认真的样子很让我感动。其实，这条路没有必要那么认真地去护理，因为很少有车到这条路上来。父亲那样做，只是太明白一条路修筑得艰难，更要用心去呵护。那时候车极少，私家车几乎没有，我供职的单位算是大的，有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勉强可以运行，还多次撂在半路上不能行走。但就是这破旧的吉普车，我作为科室负责人，也几乎没坐过，我当时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从县城回家看父母，来回要五个小时，但比起上学时的步行，提速了一倍。
20世纪90年代末期，那条路又宽了，大约四米五的样子，路外加了引水的边沟，路面虽还是砂石，但砂细了很多，村民们开始称它为“马路”。我家也有了摩托车，踏板的，在城里也有了房子。父母还在老家，我也时不时地回去看望他们。回去的时候，我骑着摩托车，偶尔带着已上初中的女儿，来回大约两个小时，比自行车又提速了一倍。每次行走在这条路上，只要带着女儿，我都会不厌其烦地向她讲述我在这条路上求学的艰辛，讲述肩膀上前头背馍后头背面还要步行十多小时的劳累。女儿很惊讶，但还是相信了。
21世纪初期，儿子进入高中的时候，这条路拓宽成了六米五，并铺了水泥，村民们叫它“水泥路”。我家仍然是摩托车，但“踏板”换成了“斜杠”，跑起来更有劲了。父母均已离世，我也就很少回去，偶尔回去，也就是在老屋前坐一坐，想想过去的人和事。我有时会带着儿子回去，像对他姐姐一样讲述我当年求学的艰辛，他只是笑，不反驳我，但怀疑的神情全写在脸上。想想也是，时代变得那么快，仅仅四十年，从农村到城市，早已物是人非，要把艰苦奋斗的精神传承给他们，也不是一个故事、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
前几天，我又回去了。马路平坦光滑，有些路段铺了柏油，路边的引水沟平整如渠，蓝色的护栏护卫在道路外侧，随着道路的盘旋，站在护栏外的风景树与蓝天白云相映成一道错落有致的风景，波光潋滟的故县水库，巍峨绵延的伏牛山脉全成了这片风景中的一幅幅画。我家已有了轿车，我是开着车回去的，来回只需要一个小时，比摩托车又提速了一倍。这次，我只在老屋前站了站，然后继续前行。沿着这条路，我走过了五个村庄，那些村庄都是我童年时想去而走不到的，现在我很快就走遍了。这每一个村庄里都有我初中时的同学，我每到一个村庄，都会停下来，问一问我同学的讯息，只是他们很少有人还住在村子里，差不多都在县城里有了房子，人也大多时间都留在城里。
这条路出县城的地方有一座跨洛河的大桥，那是北煤南运浩吉铁路的重点控制工程之一，是国内首座重载铁路单钢拱桥，全长313.74米，有许多创新技术国内领先，曾登上央视、《人民日报》等各大媒体。碧波在下，蛟龙在上，“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一个个曾经贫穷的村庄因为路富起来了，有了这座桥，大山深处又多了一条与全国、与世界连通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