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化遗产石壕古道 资料图
邮驿文化是我国古代一种交通和信息传递文化。邮驿，是一种以交通要道为载体，以传递信息和情报为主要功能的历史文化。位于三门峡崤函古道上的邮驿文化遗迹与崤函古道的形成和使用密切相关。
一、崤函与崤函古道
“崤函”一词，最早见于《战国策·秦策一》中“秦东有崤函之固”。“崤”，指崤山。秦岭向东延伸至小秦岭，再向东自今灵宝东部向东延伸部分是崤山主峰，至今陕州区观音堂镇向东分为南北两支：南崤山经熊耳山向东演变为丘陵，直达洛阳伊阙龙门山口西侧；北崤山沿黄河南岸向东北延伸，余脉直逼洛阳北邙山。崤山是黄河与洛河分水岭，其两侧山势高峻，绵延500多华里，海拔大多在1300米以上。它西与秦岭华山相连，东接邙山，南合伏牛，北临黄河，是崤函地区主要的交通障碍，也是交通要道。“函”，指函谷关，因“关在谷中，深险如函（匣子）”而得名。历史上的函谷关有三处：一曰秦函谷关，在今灵宝市东北15公里的王垛村，其设置在战国初期的秦国时期。《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载，“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又称“旧函谷关”。二曰魏函谷关。建于公元211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曹操在西征马超时，途经秦函谷关。由于函谷关崎岖难行，多疑的曹操在秦函谷关北边的黄河岸边又开辟关道，史称“魏函谷关”。其三曰汉函谷关。其在今河南新安县东，建于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因其时的将军杨仆是新安县人，多有战功，但他耻为关外人，奏请汉武帝应准，将秦函谷关移徙到新安县东而建，史称“新（汉）函谷关”。
崤函古道是先秦至今的一条交通要道，是我国古代两周、两汉和隋、唐时期沟通长安与洛阳的重要交通干线。该道西起陕西潼关，东至河南新安、宜阳，历史上称之为“两京锁钥”。汉代丝绸之路开通以后，特别是东汉时期，都城设在洛阳，崤函古道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在丝绸之路干线上，崤函古道又被称为“丝绸之路崤函段”。位于崤函古道东段的石壕古道，于2014年6月22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上22处遗址点中唯一一处道路遗产。
二、邮驿与邮驿文化
邮驿文化对社会文明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是交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古代，它是一种人类活动和文化信息交流的主要方式。据记载，我国的邮驿制度始于商代，到了西周时期，已臻于完善。《周礼·地官·遗人》记载：“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凡委、积之事，巡而比之，以时颁之。”这里的庐、路室、候馆均指接待宾客、旅人的馆舍，是邮驿的主要设施；委、积之事，说的就是喝水与吃饭等饮食生活。由此可见，我国自周代开始，已经有了相当规范的邮驿系统。远古时期，通信常以“击鼓传声”和“烽燧烟火”方式传递。到奴隶制国家建立后，统治阶级为了治理国家，建立了驿站，并通过人、马接力传递紧急书简，出现了有组织的邮驿制度。随着社会的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方面对邮递通信的需求越来越大，邮驿制度逐渐在封建社会的权力支配、扶持下发展壮大。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驿站网，制定了邮驿律令《行书律》，形成了我国最早的邮驿法。这段时期，传递紧急公文和信息都要靠每个驿站以接力的方式用快马来完成。至今流传下来的所谓“千里马”“一日千里”“八百里加急”等就是当时邮驿文化的历史写照。
崤函古道自西向东，横穿今三门峡地区东西全域。500多华里的通道，由于历经数千年的历史风雨，古道变化复杂。这些遗迹或存或改，但都在沿途留下很多与邮驿文化有关的驿、烽火台、店、铺等地名、村名、驿站名遗迹。据统计，唐代从长安到洛阳共设置驿站35处，其中在三门峡境内的崤函古道上设置的驿站，自西向东就有灵宝境内的阌乡驿、盘豆驿、湖城驿、柏仁驿、红亭驿、稠桑驿、桃林驿，陕州境内的甘棠驿、硖石驿、嘉祥驿，渑池境内的芳桂驿和义马境内的新安驿等16处。这些驿站设有驿官管理，功能也有多种：一是提供食宿，如前述的“委、积之事”；二是饲养驿马，备饲有官马多匹或数十匹；三是输送物资或军粮；四是供过往官员停靠。有些重要驿站还另建有行宫，供过往皇帝巡幸，如唐代在渑池西设立的芳桂宫驿，唐高宗、武则天曾在此停留；五是交友会客，唐代诗人刘禹锡《送王司马之陕州》有诗“两京大道多游客，每遇词人战一场”为证。再如烽火台，在距灵宝函谷关15华里的古道旁现存有三座烽火台，其一位于春秋战国时期关城内古道北侧石门洞北面的高台上；其二位于函谷关西寨村古道旁的一个制高点上；其三是稠桑驿上部的一个制高点——新寨烽火台。这三座烽火台，形制相仿，时代相近，其作用除了报告军情以外，还是一种交通路况信息报告设施。因为函谷关内道路狭窄，只有通过两侧的烽火台来报告关道内的行人信息，来告知往来行人通过函谷关古道时只能单向行走。此外，除了驿站、烽火台等设施外，崤函古道两侧还有一些店、铺：如湖滨区境内的马家店、卢家店等；义马境内的十里铺、二十里铺、三十里铺等。这些与邮驿有关的痕迹，基本上每隔30华里左右就有一个。各驿站的距离与行程，除紧急的皇帝诏令、军情等急件需要时日较短外，一般日行一到三驿，约百里以内。由于崤函古道在唐代是两京最繁忙的第一大驿道，繁忙时也有夜间行走的，甚至还出现“堵车塞路”的事故。《国史补》记载：“渑池道中，有车载瓦瓮，塞于隘路。属天寒，冰雪峻滑，进退不得。日向暮，官私客旅群队，铃铎数千，罗拥在后，无可奈何……”
尽管这些邮驿设施设置年代不同，间隔距离有远有近，但都是这条交通要道上的重要设施。它们不仅与交通有关，也是传递信息文化的重要遗迹，构成了崤函古道上独特的邮驿文化遗存。
三、崤函古道与邮驿文化的当代蝶变和价值
随着时代变迁，往日崎岖难行的崤函古道已经被连霍高速、310国道、高速铁路、陇海铁路等现代化的交通要道取代，往日依靠快马和烽火传递信息的方式，早已被手机、互联网等现代信息传递工具代替，曾经“一日千里”的梦想已经变成现实。崤函古道上众多遗迹或消失、或改线、或尚存，也已经变身为世界文化遗产或各级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邮驿文化遗迹，不仅证明了它们在历史上曾经的作用，也是留给后人的遗产记忆。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些邮驿文化遗产怎么继承发展？崤函文化遗产怎么保护？仍然是我们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新时代，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保护、传承、弘扬的创新发展理念，让这些珍贵的遗产得到合理保护和有效使用。一是继续做好考古研究，挖掘这些邮驿文化的深刻内涵，激活它们的时代价值和遗产活力，让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二是按照文物保护的有关法规和政策，坚持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工作要求，优化配置，深化创新，保护好烽火台、地名、关名、驿站名等邮驿文化遗产；三是做好价值阐释和推介，以旅游开发为平台，遴选有开发价值的景点或景物，赋予它们新时代的价值内涵，做好开发利用，让它们发挥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