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今的卢氏县人民政府大院内，有一通加盖着玻璃罩的“圣谕碑”，碑上刻着“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每天早晨，工作人员都会将玻璃罩拂拭干净。上班人员从碑前经过，顾之念之，兢兢业业，开始新一天的工作。
1986年春，卢氏县委土坯房前院的老县衙旧址出土了一通古碑。此碑高126厘米、宽56厘米、厚18厘米，碑额刻“圣谕”二字，两边饰线刻云纹，正面竖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碑文。经查考史料，始知这便是宋代官署的“戒石铭”，碑文出自后蜀皇帝孟昶的《戒谕辞》。
五代十国时期，后蜀孟知祥称帝后，给一同打江山的将相大臣以宽厚待遇，各级官吏借此忘乎所以，恣意妄为，虐民害庶，鱼肉百姓，搜刮民脂民膏。公元934年，孟知样晏驾，16岁的太子孟昶继皇帝位。为整饬吏治，孟昶先后惩处了谋篡军权的大将李仁罕，杀掉私设牢狱、勒索百姓和下级官吏的张业等人。公元941年5月，孟昶亲自撰写《戒谕辞》，以戒谕地方官吏收敛行为，善待百姓，毋沦为贪官污吏。自此，《戒谕辞》成为后蜀州县官吏“官箴”。
《戒谕辞》曰：“朕念赤子，旰食宵衣。托之令长，抚养惠绥。政存三异，道在七丝。驱鸡为理，留犊为规。宽猛得所，风俗可移。无令侵削，无使疮痍。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赋与是公，军国是资。朕之赏罚，固不逾时。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尔日戒，本朕密思。”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鉴于后蜀吏治腐败、自取灭亡的教训，对孟昶的《戒谕辞》刮目相看，认为极具教育、劝勉和警示作用，便从中挑选“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作为“戒右铭”。宋太宗赵光义于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颁示天下，令郡县刻石立于官署，以诫谕地方官吏法度森森须谨守，体恤百姓，不得虐民欺天，违规逾法，中饱私囊。
卢氏建县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宋时属虢郡，县衙位于城内西大街北侧（今县委前院），旧县志记载，县衙东侧建有龙亭，即“圣谕亭”，亭门上书“触目惊心”四个大字，亭中立“圣谕碑”，后毁于兵燹，碑亦堙没。圣谕碑完好出土，证实了县志记载，具有珍贵史料价值。碑上虽只有简短十六个字，却是吏治史上流传甚广、影响深远，振聋发聩的“官箴”。同时表明各朝历代，都在告诫为官者，吃穿用度皆来自百姓，要为百姓着想，坚守官德，遵守纲常，忠于职守，恤民勤政，上不欺天，下不虐民。
古时规定，省、府、州、县各级地方衙门前甬道正中俱立戒石，向南刻“公生明”三个大字，向北刻“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十六个字，作为官员们的戒约。
“圣谕碑”影响了卢氏历代为官者，唐朝房琯任卢氏县令，上任不久，遇到天气大旱，庄稼绝收，百姓无粮，饥民遍野。他心急如焚，上书朝廷动用官仓储粮救济灾民，冒着杀头之罪开仓赈灾，救民危难，做了父母官应该做的事。
明代卢氏出了一位县令，将县衙更名为“亲民堂”，在战乱中焚毁。清朝顺治初年，知县刘澜在其旧址上重修亲民堂，在重修复过程中合理向民工付酬赏，所用建筑材料没有向百姓摊派。“自斯堂建，凡为民谋生产、厚风俗，庶几殚心黾勉”。当时正处于社会上升时期，刘澜想有所作为，劝农桑、清地亩、均赋税、兴教育，做了不少好事，颇有政声。他在《亲民堂记》中说：“若曰养尊处优，堂下万里，则吾岂敢后之。君子履斯堂者，勿传舍视之。”——如果享受着优裕的生活，高高在上治理属地，我不敢这样做。有官德之人，在此履行县令的职责，千万不要把亲民堂当作旅馆一样，贪图享受而不为百姓办事。
清代河南府尹张汉在给王尔鉴（卢氏人，时任山东济宁知州）父亲的一封信中写道“士生于世，拥有高位、享厚财，德不着于乡曲，泽不流于生人，教不及于子孙，名不施于后世，一行盖棺，腐同草木”。王尔鉴父亲谨记嘱托，又以此教诲儿子，终使儿子成为一代廉吏。
卢氏县南苏村人常熙任湖北房县县令时说过一句话，“官在惠民，未有不廉能惠，不俭能廉者”，意思是说为官只有廉洁奉公，才能造福百姓。因之，凡有益于百姓的事，他都尽力果断去办，甚至捐出俸禄，倡导办事不扰民。
康熙年间内乡知县高以永给县衙撰写了一副对联，下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提醒衙门官吏，千万不要忘记了百姓是衣食父母，为百姓办事是为官之要。
“戒谕辞”不仅是后蜀州县官吏的“官箴”，也是当今官场的一面镜子。梁启超在《新民说·论公德》中说：“近世官箴，最脍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慎、勤”，“戒谕辞”就涵盖了这三个字。
1986年“圣谕碑”出土后，成为珍贵文物，在时任县长付志方的主张下，被立于当时的县政府办公楼前，时至今日，依然挺立，旨在诫勉后人，教育全县党员干部心系人民，廉洁从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