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耳山，地处豫西渑池、陕州交界，山体不算大，海拔不太高，在历史上却很有名气。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清朝同治年间的河南省地图上，清晰地标明渑陕交界处的熊耳山，附近有空相寺、景德寺、河口庙等多个寺庙，禅宗初祖达摩，埋葬在山上的空相寺。熊耳山，是佛教禅宗的圣地。
其实，熊耳山在全国范围内还有多个，如《大明一统志·河南府》记载：“熊耳山在卢氏县，山连永宁，两峰相并如熊耳”。以至于说到熊耳山，很多人分不清到底是哪个，《水经注》把这个问题解释得很清楚。
《水经注》卷十五《洛水》记载：“洛水又东经熊耳山北，《禹贡》所谓导洛自熊耳。《博物志》曰：洛出熊耳，盖开其源者是也。东北过卢氏县南”，说的是卢氏县境内的熊耳山；后面介绍道，“又东北过宜阳县境南，洛水之北有熊耳山，双峦竞举，状同熊耳，此自别山，不与《禹贡》导洛自熊耳同也”，说的就是渑陕交界处的熊耳山。为了分辨这两座不同的熊耳山，宋代邵雍还专门写诗《辨熊耳》，“昔禹别九州，导洛自熊耳。熊耳自有两，未知孰为是。东者近成周，西者隔丹水。书传称上洛，斯言得之矣”。
熊耳山风光秀丽，历代文人多有诗词墨宝。明代唐枢在《名山纪游》中写有《熊耳山游记》，“渑池县南四十里，平冈杂巘，迤逦旋盘中，忽发突具，雄广并峙，如熊之耳然。地名吴坂，介陕州、宜阳、永宁、渑池之间，当嵩花行脉、群椒攒拥，惟二山独窿”。元代张问陶在《过英豪》诗中写道，“山去陇树远苍苍，铃语鸡声趁早凉。熊耳数峰青似黛，马头初日白如霜”。清代吕谦恒作诗《经熊耳山》，“初祖归真地，双峰界远天。石林清音出，去壁乱流悬。客至分僧饭，樵归破岭烟”（《河南府志》）。熊耳山是风光旖旎、赏景游玩的好地方，也不失为访禅问古、修身养性的好去处。
作为禅宗祖茔，现在的空相寺是在旧址上复建而成。清代和民国《陕县志》记载，佛教于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年至75年）传入陕州时，修建了空相寺，距今已有1900多年历史，与嵩山少林寺、洛阳白马寺、开封相国寺，并称为中原佛教四大名寺。佛教年表也记载，公元68年，中国最早的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修建时，空相寺是同时期所建。空相寺和少林寺一脉相承，同是佛门禅宗，历代香火兴旺，僧人众多，而且都还会些功夫。
空相寺原名定林寺，因禅宗初祖达摩而扬名四海。宋代禅宗史籍《五灯会元》记载，南北朝时，菩提达摩自南海而来，在南京与梁武帝话不投机，前往嵩山少林寺面壁修行，后又到了熊耳山下的定林寺。北魏文帝大统二年端居而逝，葬熊耳山，起塔于定林寺。梁武帝亲自撰写了“南朝菩提达摩大师颂并序”的碑文，以示尊敬和纪念，也由此留下了达摩“一苇渡江”“只履西归”等传说。《魏书·释老志》说，“达摩去梁，折苇一枝渡江，北过魏境，寻至雒邑，初止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而坐九年，逝焉葬熊耳山”。民国《渑池县志》和《陕县志》记载，熊耳山有“魏达摩禅师墓”，“空相寺有藏经楼，达摩禅师藏佛经千卷于此”。熊耳山是研究佛教禅宗文化和达摩文化不可缺少的一页，每年世界各地都有禅宗弟子前来空相寺瞻拜达摩塔。
定林寺改名空相寺则和唐代名将郭子仪有关。空相寺出土的唐代碑刻《汾阳王置寺表》记载，公元763年，唐代大将郭子仪东进平定安史之乱，途中曾到空相寺上香祈福，许愿说，如果能顺利平乱，必将启奏朝廷“特加崇饰”。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平定安史之乱后第九年，郭子仪启奏皇帝，将定林寺改名空相寺。唐代宗准奏，并御笔亲题寺名、塔额，加封达摩祖师“圆觉大师”谥号，加封达摩塔为“空观之塔”。此处碑刻，为定林寺易名空相寺提供了史料佐证。
熊耳山地区佛教文化氛围浓厚，历史上周边有很多寺院庙宇，除了空相寺，还有景德寺、双峰寺、千佛寺和冷泉圣母庙等，山下还有陕州区李村的安国寺、渑池英豪的宝国寺等。
熊耳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续汉书》中记载，以熊耳山为中心的渑池、宜洛地区，曾是汉光武帝刘秀镇压赤眉军樊崇的主战场之一。《后汉书》中的《刘玄刘盆子传》和《冯岑贾传》，对此都有详细记载。东汉平西大将军冯异在渑池崤底打败赤眉军，剩下的十多万人向宜阳方向溃败，被光武帝刘秀亲率大军堵住逃路。赤眉军首领樊崇等人向刘秀投降。刘秀下诏慰问冯异时说，赤眉被攻平，将士们辛苦了，开始虽然失利于回谿，最终能够振兴于渑池，可以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个成语典故，便由此而来。
熊耳山紧靠崤函古道，地理位置特殊，历史上也曾一度辉煌。清嘉庆十五年，甘扬声在《渑池旧志》序中写道，“渑池为古韩地也，西阻崤山，东扼铁门，北带黄流，南峙熊耳，诚中州形胜之地也”。民国《陕县志》在介绍崤县（今陕州硖石）时记载，“魏太和十一年，置崤县，隋仍之。大业初，省入熊耳县。唐武德元年，复置崤县。八年，改属陕州”。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熊耳山地区能够单独置县，可算得上是一个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