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乡村，信息极其闭塞,文化活动更是匮乏。电影是极少看到的，电视机录音机更没见过。为了打发寂寞且不安分的童年岁月，我和许多农家少年一样，特别喜欢听人说书。说书人演唱的《薛仁贵征东》《罗通扫北》《杨门女将》等传统书目，后来都成为我最早的文学启蒙。
那时候，说书的地点大多在村子中间的槐树下或村子旁边的晒场上，到了冬天则挪到生产队的牛屋里。我清楚地记得，天刚擦黑，村里的老少爷们就有人搬着椅凳到说书场里占地方，孩子们则一趟趟跑到当晚管饭的农家，打探说书先生是否已经吃完饭。大家来回跑动着，锐声尖叫着传递信息。终于，在一大群孩子的簇拥下，说书先生正式登场。其中，有一个孩子昂首挺胸走在前面，俨然一副“御前侍卫”的派头，嘴里高喊着：“让开，让开！先生来了！”这时，早已等待多时的老少爷们儿，都会投来一双双暖心的目光。
说书先生坐定后，有人帮着支好牛皮鼓，有人给他敬一支烟，递一杯茶。说书先生稳稳地坐着喝茶，和身边的大人低声说笑，孩子们叽叽喳喳齐拥到前边，想摸一摸那红彤彤的牛皮大鼓，又不敢伸手，于是推搡着、嚷嚷着，相互嬉笑着，刚才还平静如水的说书场，再无一刻安静。
过了一会儿，说书先生放下茶碗，掏出衣袋里两块乌黑油亮的简板，左手持板，右手拿鼓槌，互相配合着极有节奏地敲打起来，却不唱。大家知道这是在等人呢，便纷纷扭头，看队长、会计来了没有，看管饭者家里人来齐没有，若是这些人都到了，说书先生照例要胡诌几句牛头不对马嘴的歪诗算作开场白，比如：
颠倒话，话颠倒，石榴树上结樱桃。
东西大路南北走，抬头碰见人咬狗。
拿住狗，打砖头，砖头咬住狗的手。
一般来说，说书先生是一人一个调儿。高亢的，声若洪钟；细脆的，燕语莺声；声音低沉的，说起话来瓮声瓮气；声音细腻的，有说不尽的温柔娇媚。当然，像经常到我们村子里说书的刘瞎子，尽管声音沙哑，也依然受全村人欢迎。一是因为他会说的书最多；二是他的徒弟多，在说书圈子里威望高；三是他说书的味儿最特别。听大人们讲，这个刘瞎子年轻时声音最亮。有一次，他去城里说书时得罪了财主，财主便使人在他喝的茶里放了耳屎，从那以后他的嗓子就哑了。知道这个后，我在心里为他愤愤不平，还曾亲自找到刘瞎子问他，你吃那么大的亏，就没想着去找那人算账？刘瞎子一声长叹：我是一个说书的瞎子，能有啥办法为自己出头呢？
刘瞎子说书，声音虽然不美气，但常常让人听得入迷。他不大爱细述打斗时双方各自的法宝招数，特别喜欢描述人在苦难中的悲惨之状。他模拟悲伤者哭泣时，声音悲悲切切如泣如诉。有时，我会认真地盯着他那核桃壳一样的老脸，以为他会泪如雨下，但月光下，只见那凹陷的眼窝像干裂的泥坑，半点泪水也没有。而四下里一片唏嘘，听书的乡亲们脸上早挂上了泪花，都在悄悄擦拭呢。
说书人掉泪——替古人担忧。是我们这儿的一句歇后语。这位刘瞎子，硬是用不美气的嗓子唱得大人们都为那些古人泪流不止。曾记得，随着惊堂木的一声脆响，所有听众都停止闲聊，人人托着下巴等待刘瞎子开口。这时的刘瞎子，一手抡着鼓槌，一手打着快板，双眼微微眯着，一串串说辞如春雨般尽情地滋润着听众的心田。在他生动的说唱中，有刀光剑影，侠肝义胆仗剑走天涯；有书生漂泊，踏破铁鞋仍找不到归宿；有黄粱一梦，梦醒了只剩孤身一人；也有诸国纷争，八方围城终不破。那一幕幕生动的情景让人终生难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说书技艺在古老的乡村犹如落日余晖，渐渐失去原有的光华。随着时代的发展，如今再也听不到小时候的说书声，我们的孩子更听不到了，电脑、手机已经完全占领了他们的娱乐空间。但是，作为我们这代人，在喧嚣退尽的夜晚，仍会常常想念那个特殊年代的说书人。正是这些人，给那段清贫平淡的生活增添了独特的欢乐，在少年们的心间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让它在往后的岁月慢慢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