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杭
编者按
7月，梁鸿凭其非虚构新作《要有光》荣获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近日，她带着这部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作品重返故土。连日来，本报编辑部收到大量来自读者的真挚反馈。有人从此次获奖，读出了文学对“真实”的重新敬畏，看见那些沉默的大多数终于被倾听；有人从梁鸿笔下的“梁庄”出发，回望自己的精神原乡；更有人借由梁鸿对教育困境的深刻洞察，反观自身，思考亲子关系的隔阂与时代焦虑的根源。本期，特编发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章来与大家分享，共同探讨文学介入现实、疗愈人心的可能。
当外卖骑手王计兵的诗集《低处飞行》与梁鸿的非虚构作品《要有光》双双斩获新一届鲁迅文学奖时，不能不说当代文学的版图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位移。这两部风格迥异却精神同源的作品，如同两把锋利的手术刀，精准地切入了现实的肌理。它们的获奖，不仅是对两位创作者的肯定，似乎更预示着某个文学信号：在经历了长期的宏大叙事与精致修辞之后，当代文学正以一种难得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重新回归现实，俯身关注底层。
现实主义的回归，首先体现在叙事视角的“向下”。长久以来，文学殿堂似乎自带某种无形的壁垒，普通人的悲欢往往因为缺少某些典型性或代表性而被挡在门外。而王计兵的《低处飞行》，彻底打破了这种圈层固化。他不是在书斋里想象苦难，而是将诗歌扎根于十五万公里的外卖行程中。在等红灯的间隙，在车水马龙的喧嚣里，他用语音记录下那些“按秒生活”的挣扎与坚韧。他的诗句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直击人心的力量，因为他书写的是“低处”的真实，是无数在城市毛细血管中奔波的普通人的生存图景，也揭示了时代变革中“底层”打拼的艰辛与不易。这种来自生活现场的“在场感”，是任何闭门造车都无法复刻的文学质感。
与此同时，梁鸿的《要有光》则将目光投向了更为隐秘且沉重的社会痛点——青少年的心理困境与家庭裂痕。作为非虚构作家，她没有居高临下地进行道德评判，而是走进数十户普通家庭，以客观中立的视角，以真实细腻的笔触解构“社会越来越好、家长越来越关注，为什么孩子们却不断出现问题”这一千家万户困扰的课题，还原了那些在争吵、纠结与挣扎中变形的亲子关系。这种不回避、不粉饰的书写，正是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当代回响。它提醒我们，文学不应仅仅是风花雪月的消遣，更应具备直面现实问题的“爱与悲悯”，这正是时代文学批判的生命力所在。
这两部作品的获奖，共同预示了当代文学对“真实”的重新敬畏。无论是王计兵笔下外卖小哥的疲惫与温情，还是梁鸿镜头下“问题少年”的迷茫与痛苦，都没有宏大或抽象的意象，而是日常生活中普通人所蕴含的坚韧与温柔。这种回归，并非是对文学审美的降级，而是对文学本源的追寻。它证明了，最动人的篇章永远生长在滚烫的现实生活中，最深刻的批判往往蕴藏在最朴素的记录之中。正如作家自己所说“生活越丰富，作品的场景就越丰富，文学就会历久弥新”。
当文学重新将视线投向烟火市井，投向那些时代的褶皱，它便重新获得了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活力与张力。王计兵与梁鸿的获奖，标志着当代文学正在走出封闭的“小圈子”，让那些沉默的大多数被看见、被倾听。这不仅是文学的趋势，更是时代的进步。因为，只有当文学真正俯身向大地，它才能接住那些沉甸甸的现实，让微光照亮人间。也只有更多的作家，笔触向上，笔尖向下，走出小我“舒适区”，拥抱火热的现实场景，看见更多角落里的“光亮”，文学的未来才更广阔，文学的力量才能被更多人感到温暖而可亲。③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