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平台经济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蓬勃兴起，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等新就业群体规模持续壮大。据国家统计局、人社部相关数据，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健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着力提高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率，为保障这一群体合法权益划定了发展方向。
但受工作模式灵活性、用工关系复杂化等因素影响，新就业群体劳动保障现状仍有待改善，劳动关系界定模糊、社保缴纳缺位、保险理赔困难，成为劳动者维权路上的突出堵点。
参保意愿偏低 多重现实顾虑阻碍社保落地
奔波在路上的骑手群体，社保缺失问题较为突出。有骑手反映，平台、站点正式员工可由单位缴纳社保，绝大多数跑单劳动者却没有社保待遇。按照管理模式划分，骑手分为专送骑手与众包骑手。专送骑手接受站点排班、着装、人员管理，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众包骑手自主注册平台接单，工作时间、接单选择自由度更高，属于不完全劳动关系。两类骑手普遍存在劳动合同签订率低的问题，工伤保险等社保缴费主体难以明确。
不少众包骑手认可社保的必要性，也会相互交流参保相关问题，但收入按单结算、收入水平波动大的现实，让他们对参保望而却步。缴纳社保会直接压缩当期实际到手收入，许多骑手更愿意将劳动报酬留存手中。同时，从业者高流动性也带来现实难题。不少骑手属于跨地域务工，一名河南籍骑手在武汉从事配送工作，便担忧社保跨城市转移接续问题，害怕在本地参保后，后续去往其他城市工作，社保权益难以衔接。
当前，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正逐步放开，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也可按规定办理跨地区转移接续。可对于常年流动的平台骑手，困扰不止“能否参保”，参保地选择、断缴后待遇衔接、跨城市跨平台工作的手续办理、缺少办事指引等现实问题层层叠加，致使很多劳动者把参保计划一再搁置。
不少平台会为骑手配置商业保险。众包骑手普遍会被各平台扣除保险费用，保费多在2至4元区间。但多数骑手并不清楚保险保障内容与理赔规则。该笔费用多为商业保险，保费大多由骑手个人承担，从每日首单报酬中自动扣除，涵盖商业意外险、雇主责任险、第三者责任险等不同险种。各类险种保障范围各不相同，身故伤残赔付、医疗费用、误工损失、第三方损害赔付均严格受制于保单条款。发生事故后，理赔高度依赖平台规则，存在不确定性大、赔付额度有限的短板，难以发挥社会保障兜底作用。
为破解职业伤害保障难题，2022年7月，人社部等10部门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北京、上海等7省市先行探索，开辟了区别于传统工伤保险、普通商业保险的第三条保障路径。这套被称作“新职伤”的制度，保费全部由平台企业承担，遵循社会保险规则，按照法定标准予以补偿，保障水平高于多数商业保险，成为破解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困境的重要突破。
完善配套制度细则 多方发力扩大保障覆盖面
平台用工关系多元复杂，传统工伤保险制度以劳动关系为参保前提，没有确立劳动关系便无法参保。在中国政法大学社会法研究所所长娄宇看来，不完全劳动关系下的平台劳动者职业伤害风险突出，却难以参加工伤保险，大量群体职业安全缺少制度托底。
现阶段，许多骑手、货运司机仅在家乡参保医保，针对职业伤害的报销比例偏低，保障力度不足。广泛应用于平台行业的商业保险，只能承担过渡补充角色，缴费水平有限、保障范围不全，不能替代社会保险功能。
随着试点持续推进，今年7月1日，“新职伤”保障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由早期7家平台拓展至多家头部平台，不少地方同步纳入部分中小平台。截至2026年6月底，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制度扩面之后，还需要细化配套规则，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娄宇提出，要落实平台近似用人单位的缴费义务，出台配套细则，厘清多平台用工、异地出险的理赔边界；依托部门数据共享，落实按单缴费机制，防范平台瞒报订单与从业人员数量，把参保缴费责任落到实处。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陈力凡提醒，中小平台在资金储备、技术能力、合规意识上和头部平台差距明显，是试点推进过程的重点关注对象。缺少合理过渡安排和强有力的缴费监管，参保成本一旦被平台转嫁到劳动者身上，容易催生新矛盾。同时，家政从业者、网络主播等新就业群体尚未被充分纳入保障体系，是后续制度完善需要重点攻克的领域。
制度落地同样要兼顾劳动者的实际办事体验。应当全面落实就业地无户籍参保政策，简化社保跨地区转移接续流程，推动实现权益一键转移、缴费年限连续计算，拓宽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覆盖范围。
不少劳动者参保意愿不强，根源在于难以直观感知社保带来的实际收益。社保经办机构可面向新就业群体提供个性化权益测算服务，加大政策科普力度，讲清医保断缴风险、工伤及职业伤害保障不可替代的价值。结合从业者收入不稳定的现实，建立断缴缓冲与补缴容错机制，面对接单锐减、短期停工等收入低谷，允许灵活就业人员在当年内完成社保补缴，不将累计缴费年限清零，消除新就业群体参保的后顾之忧，让制度红利真正惠及千万平台劳动者。③8
据人民日报
理赔遭遇多重困境 用工主体割裂加大维权难度
理赔难，是新就业群体遭遇职业伤害之后的一大痛点。2024年7月，安徽淮南专送骑手孙月（化名）在配送途中遭遇交通事故，造成胫骨骨折、膝关节损伤，接受手术治疗后休养数月。她由站点派发订单，服从排班、着装管理，自认为与站点属于标准用工关系，理应获得站点相应赔偿。可当她申请工伤保障时，被要求补充劳动关系、工资发放、用工管理等证明材料。
这起案例折射出平台用工的复杂格局：骑手入职签署的合同原件不在个人手中，薪资由人力资源公司代为发放，日常用工管理归属站点，多方主体相互分割，站点也并未为骑手缴纳社保。即便构成事实劳动关系，劳动者也无法走传统工伤认定渠道，只能在站点、平台、人力公司、保险机构之间来回周旋，维权流程繁琐艰难。
专送骑手尚且维权不易，众包骑手更缺少明确线下管理主体。有众包骑手同行配送途中发生车祸，仅能依托平台商业保险理赔。客服反复索要事故证明、订单截图、病历等材料，却无法清晰解释理赔标准，即便最终拿到赔付，赔偿金额也并不理想。
按照人社部等九部门通知部署，自2026年7月1日起，“新职伤”保障试点实现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将即时配送、网约车、同城货运三大高风险行业全部规模平台企业纳入保障范围。但实际理赔效果，还取决于平台纳入情况、骑手是否属于保障对象、事故是否发生在接单服务过程等多重条件。
现实中大量骑手同时在多家平台接单，根据订单单价灵活选择派单，一旦发生意外，多平台就业背景下的责任划分、费用分摊，以及职业伤害认定中的工作时间、岗位界定，都需要细化研判。2026年4月司法部发布典型案例，江苏一名外卖员送餐结束返程途中摔伤，最初人社局以自行摔倒、送餐任务结束为由不予认定职业伤害，经过行政复议后才重新确认待遇，反映出认定标准实践中的争议。除此之外，部分保险机构设置排他隐藏条款，混淆“新职伤”制度与商业保险边界，刻意模糊保障范围，进一步加重劳动者维权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