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继然
碑之，灵也；祭之，心也。老家对先祖的三次祭碑，听起来是本族的故事，事实上，却是农村经济三个阶段的表现。
老家是个大村子，我们是村里的大姓，全村七百多口人，大姓占百分之八十。而这个村子的起源，也是因我们而来的。先祖原是山东人，当时老家遭蝗灾，为了不至于被饿死，老祖爷便挑着俩儿子，逃荒来到了这地界。老祖爷就在这儿扎了根，待两个儿子成年后，各自娶妻立门户，又诞生了四位爷，成就了后来的四大门。平时，各过各的小日子，也不见谁近谁远。但凡族里有大事，男女老少齐上阵，也就在这个时候，才能彰显出是一家人。原本，老祖坟上有块碑，记载着老祖宗到这儿扎根的时间，还有上几代人的辈分和名讳。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水利，把各村坟苑的石碑一个个都拉走了。族里虽有读书人，但也许是贫穷的原因，没记下祖先的家谱。只知道爷们是“要”字辈，再往上几代人的辈分和名讳，已经无人知晓了。
斗转星移，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以前曾经的孙子辈，现在都熬成了老爷辈。也就是说，自从老祖宗落户到现在，已经繁衍了十三代。也不知道上代人祭奠过多少次老祖宗，只知道从我们这辈起，全族人共祭过三次碑。
说到这儿，还有个荒诞不经的故事，说是老祖爷去世时，老祖奶已沉眠在山东，由于交通原因，不可能把二人葬一块儿，后人就铸了个银祖奶，陪着老祖爷下葬了。这话，说起来有点太离谱！且不说铸银人得花多少钱，试想起初靠讨饭、后来务农的先人们，既不是当地的财主，又不是巨商大贾，就是普通的农民，何来那么多银子铸银人？但是，就这些经不起推敲的传说，竟然有人相信了。后来竟引来了盗墓贼，在一个月黑风高夜，在老祖坟上挖了个洞，想盗走所谓的银祖奶。幸亏老祖坟在路边上，有人路过，做贼心虚的盗墓人，听到动静，爬出来仓皇逃跑了，连盗墓工具都丢下了。
再说三次大祭祖，那场面确实很壮观。
一
1962年，村里“大食堂”解散后，人们种田积极性一下就起来了，粮食获得了大丰收，扣除上缴给国家的，不仅家家能吃饱饭，还出现了一些余粮户。同时，集市贸易也放开了，市场一下子热闹起来了。过了传统祭灶节，年集上人山人海的，街头巷尾都挤满了人，到处都是卖年货的。人们不但买了蔬菜和猪肉，还买了春联和走亲串友的果品盒，有些人家还给娃娃们扯了做新衣裳的花布，家家都喜气洋洋的。
作为村里的大姓，也不知是族里谁倡议的，全族人要修坟和祭祖。自古以来，修坟祭祖都有讲究，《论语》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旨在培养家族成员的品德。既是对祖先尽孝道，也是对祖先的敬畏和感恩，更重要的是传承美德，增强血缘认同感与归属感，维护家族稳定与团结，实为大美大善之行也！再说我们老祖坟，历经战乱、灾荒和风雨，早没了昔日之“风采”，也该修修了。
修老祖坟那天是年三十，天很阴，但无风。老年人说，年关上可能下大雪，也许是老祖宗有先知，求上天赐予了给他修坟的好天气。带头的是村中的五爷，人不太高，但是面相很和善，留着四指长的白胡子。在爷字辈健在的人当中，也就数他年长了，他还上过几年私塾，通晓民间礼俗。当时，参加修坟的人很多，都是本姓的男人。因为修坟需要土，还不能挖坏可耕地，所以都挑着荆条筐，一担担地往坟上堆。那时候我还是小孩儿，爱跟着父亲看热闹，也算是参加了这次祭祖。直到把老祖坟修得比房顶高，站上去能看到六七里远玉带似的老白河，才算满意地完工了。然后是行祭拜礼，也许是刚从困境中走出来，经济上都不宽裕吧，既没有隆重的仪式，也没有丰盛的祭品，就连爆竹都没燃放。只是五爷带个头，严肃地先作个揖，再跪下磕个头，然后是按辈分和年龄，依次照做就完了。虽然仪式很简单，但是人人都很虔诚，至今我都没忘记那种庄严的情景。
二
多年后，我已是四十出头的中年人了。
工作期间，我也多次回家看父母，来回都经过老祖坟边的大路，目睹老祖坟在风雨中变成了低矮瘦小且长满杂草的土丘。当时我也曾想过，待有合适的时间，回来找几个族里人，一块儿把老祖坟给修修。但是我堂哥说，修老祖坟可不容易，这活儿比较大，不是几个人就能完成的。再说牵扯到大家族，不征得长辈和大家的同意，那是要落埋怨的，也叫出力不讨好。因此我便放弃了，但修老祖坟这件事，也成了我牵挂的心事。怎奈当时工作忙，而且大家都在集体劳动中搞生产，日子过得都很紧巴。几乎家家都是一年红薯半年粮，穿的土布破衣裳，户户粮食不够吃，拿鸡蛋换盐换白糖。随着族群的分化，也随着公与私之间的碰撞，为了多吃三五斤，就在族群之间，乃至族群的内部，原始人性暴露无遗，曾发生过不少兄弟阋于墙、龃龉摩擦的插曲。同是队里的社员，有勤劳踏实肯干的，有偷奸耍滑懒汉的，还有爱占便宜的、无事生非的，啥歪门邪道都出来了。一个本来同根同脉的大族群，明里说是一家人，暗里却为一己私利，不惜撕破脸皮。况且还是两个生产队，要想修坟和祭祖，做起来还真不容易。
没想到1994年，那天下班回家后，家属说老家来人了，说是要修老祖坟，还要立块儿大石碑。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凡是在外边工作的，每户都出二百块。本来是要留他们吃午饭的，他们说还要跑两家，拿上钱就离开了。我当时听了很激动，没想到时隔多年后，族里人突然想到了修祖坟。这可是我多年的夙愿，今天终于实现了。虽然二百块不算多，但在当时，我月薪还不到三百块，这也算是不少了。同时静下心细想想，也是啊！实行了生产责任制，过去集体劳动的时代结束了，粮食产量上去了，族人们的收入增加了，日子都比过去好过了。“仓廪实而知礼节”，想要修坟和祭祖，也是天经地义呀！追根溯源，这哪是简单的祭祖？分明是农村生产力大发展、经济大发展的标志。
修坟时因为工作忙，我没能及时赶回去，但也不能没行动，我把全族人这次修坟祭祖的起因和过程，写了篇稿子，寄给了本市日报社，文章很快便刊登了。
三
再次修坟祭祖就隆重了，那是二十年前清明节到来的前夕，我突然接到堂哥打来的电话，说老祖坟被人挖了个洞，虽然没有挖到底，但这晦气可不小。还有，原来立的那块碑，不知什么原因裂开了，虽然打上了铁箍，但总觉得不好看。家里族人在合计，现在都有些家底了，房子也都翻新了，不少人家都开上了摩托车和小三轮。不管是在外打工的，还是在家包地的，还有在街上经商的，手头也都宽裕了，都愿意捐钱和出力，再把老祖坟给修修，同时再立几块碑，也彰显下大姓的气派。还有，早年走出去的十几家，随着改革开放，各行各业大发展，在外边混得都不错，也都想寻祖归宗续家谱，让我抽空回来下，商议下该怎么办。
我一听心里就明白，至于这事儿怎么办，根本不用我插言，他们不是没办过，况且还有几个执事人，丝毫不减当年勇。作为本族的后人，捐钱祭祖是应该的。但此时，我却想的不是钱，而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原本贫穷落后的农村，随着科技水平和种子质量的提高，也随着农资的保障，还有水利条件的改善，粮食亩产量均已超过了千斤关。有次去堂弟家，见他屯着好几千斤黄玉米，这可比我在家时，一个生产队打的玉米还要多。我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全家八口人，只分得九十斤秕玉米。我问堂弟咋不卖？堂弟说：“这会儿便宜不能卖。”我说：“你就不怕老鼠吃？”堂弟说：“哈，撑死它。”我听后不由大笑起来，是啊，现在家家户户都粮满囤，谁还在乎糟蹋那丁点的粮食？还有人美滋滋地说：“现在是干半年歇半年，打的粮食吃不完，要说美也真美。”这话说得很实在，农村已丰衣足食了，肉蛋奶也吃上了，有些人纸烟不离手，每天还要喝小酒。这生活要是在过去，可以说是想都不敢想。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即使不能走远的，也都找到了自己的活计。农村的确是富裕了，也都舍得出钱了。更让人欣慰的是都不再计较过去的小恩怨，人心又归到根儿上了，四分五裂的大家族，又能同心协力了。血脉相连的凝聚力，一下子又加强了。这才是可喜可贺的事。
当我回家后，执事们早在等着我，我堂哥也参加了。先是给我通报了这次祭祖的准备，都有哪些人参加等。接着说到了捐钱的事，说在全族的后人中，有自觉出了三百的，也有以物折钱达五百的，平均每人二十块。我早已准备好，捐资祭祖，虽不是法定的摊派，但感恩祖先尽孝道，人人义不容辞呀！大老远地跑回来，总得够那个意思吧，我便掏出了两千块，放到了面前的桌子上。要说两千块搁现在，这个数确实不算多，但在当时，我月薪还不到三千块，还在供女儿上大学，这已是我最大能力了。
立碑那天的场面很隆重，全族的人都参加了，连分化出去的宗亲都回来了。我到家时，老祖坟已提前修好了，总共立了四块碑。一块是先祖的纪念碑，一块是组织人的功德碑，两块是本姓人捐款的功德碑，我的名字在最上边。为了招待从外边回来的宗亲，族里人还准备了几桌饭，又请了民间的戏班子。只因我还有急事，没多停留就走了。后来，有位知道我的“骑行人”，路过我们老祖坟旁的马路时，看了路边的碑文，在他发表的《骑行记》中写道：“我老家原来在此地。”
有道是“人穷志短，富不失仪”。一转眼，二十多年又过去了，族人们也更加富裕了，不是住平房，便是住小楼；出门开三轮，马路到地头；村中有超市，气站在村头；家家有机器，种收不发愁；粮食现场卖，吃穿凭自由。族里人丁兴旺，人才辈出，博士、硕士十数人，分布在省内外不同岗位上。这些后人，无疑是国家和民族的才俊，一代更比一代强，日子也越过越美好。但不知他们会不会念及祖脉和同根，且会不会再修老祖坟和祭祖？③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