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中原地区与长江经济带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区域经济联动，这是三大区域战略级的合作。
这是一帘幽梦，还是生动现实？
答案在中国崛起、民族复兴的铿锵步伐中。
上个月，我在南阳接待了河北（沧州）大元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李建国先生为团长的考察团队。商务谈判结束后，安排客人到南阳名胜医圣祠和卧龙岗参观考察。到了卧龙岗，导游作了精心介绍，猛然间谈到大门前矗立的石碑上“卧龙岗”三个雄浑大字，是沧州籍名士戴明说的题字。据导游说，戴明说为明末进士、清初著名书画家，官至户部尚书，曾为南阳府儒学撰写碑记，与南阳有着深厚的文化政务渊源。此情此景，让沧州来的客人颜面增辉，我们也为之心气爽朗。
此事引起了我久远深邃的思考——
官德文化与营商环境、营商效率的关系，官德文化与区域软实力的关系，民营企业家精神与党建文化的关系，民营企业家的成功秘籍是什么，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历史契机。
记得远在中学时期，那时某市教委组织了一次语文竞赛，每校、每个班级派出一名学生代表，参加全市的语文竞赛。学校领导和班主任经过研究，决定由我作为班级代表参加全市的竞赛活动。考场中，试卷的核心得分项为两道作文题，一个题目讲述大学生戴润滋，名校毕业之后，主动放弃在大城市就职的机会，响应组织号召到新疆支边，扎根边疆，奉献青春。另一个题目是一副古代衙署对联，是说四川蓬溪县令叫潘先珍，他在履新的衙署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扪心自惭兴利少”，下联是“极目只觉旷官多”，横批现在已想不起来了。考官让考生根据这两个考题选其一，铺陈成文。当时我选择的是第一个题目，就是关于戴润滋到边疆扎根工作的申论。关于第二个题目，对于一位十几岁的少年，难承其重，未敢妄言。但是，几十年来，我久久难以释怀。潘氏过世至今，光阴已走过了大约二百个春秋，后人还未遗忘他，还记挂着他，由此可见，为官之不易，留下一个清名更难。光风霁月云开时，自古政声人去后。
卧龙岗上的碑文楹联题字很多，是历代有地位、有清名者的墨宝，是经过风雨的剥蚀淘洗出来的。岗上的碑文、楹联，有白居易的诗句，有岳飞的题写，有戴明说的题字，有郭沫若的题字，有于右任的题字，也有吴佩孚的题字……诸葛先生是大星，围绕这颗大星，才是星罗棋布，群星灿烂。诸葛武侯以他的忠诚、智慧、胆识、谋略，由人变神，让世代去供奉、去敬仰。可见，牌位、祠是因人而设，后人的墨宝都是为了歌颂先人，歌颂先人的德操、先人的不朽业绩，总结先人的成功经验，仰慕先人的精神境界。也可见，在名胜题字是一件严肃的事。题字者要高趣自得，要襟怀恭敬之心、敬畏之心，要有自知之明。
后来我通过探访、查阅、勘察戴明说的生平足迹，知道戴氏的仕途和事功大略是这样的：
戴明说（1609年-1686年），河北沧州人，也称渤海戴氏。学者称定园先生。明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明末官至吏科给事中，以直言敢谏闻名朝野。入清，累迁至河南汝南道参政，河南布政使司右参政。顺治十二年，升户部尚书，留下了政声清名。后来因事被参落职，归养心性，有《定园诗集》《定园文集》《篆书正》等著作传世。戴氏后人辑有《又到甲午》一书。他的诗情感真挚，意境深远，表达了对历史兴亡的感慨、对人生的思考，有深厚的情感内涵，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其绘画和书法造诣成就深厚，明清之际的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铎称其为“博大奇奥，不亚于古人”。
北京-沧州-南阳，相距迢迢千里，现在乘高铁也不过三个半小时。但是，在古代，无论是坐马车、骑毛驴，还是乘官轿，都要不知多少个昼夜，才能往返。
一般来说，一个新王朝的兴起，一个新政权的初立，在其上升期，政治是清明的。
明清之际，应该说清初的吏治还是清明的，是严肃的。戴氏异地做官，为官一任，在南阳留下了清名。南阳是座历史文化名城，历代治世名人群星璀璨，留下了如百里奚、范蠡、张释之、羊续、张衡、张仲景、范晔、铁铉、“召父杜母”等诸多历史人物的传说。戴氏在南阳的历史人物星座之中并不十分显赫，我查遍《南阳地区志》《南阳百科辞典》《南阳历代名人》等典籍，都不见他的列传。正因为他不十分显赫，他的存在就更映衬着南阳吏治清风的良性官德文化传统。
巡抚、知府、知县都是国家专政机器、政治文明建设的要员。这让我想起“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在山东潍县做官时，在衙署中题写的一幅画中诗：“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作为一代清官、一代大艺术家的郑氏，其画与诗的场景、意境，蕴含的是作者鲜明的主体性、为政观、艺术观、宇宙观。郑氏为政以德、民胞物与、直道而行、穷神知化的政德文明观赫然呈现。
做个良官有三重境界，一是畏惧权柄，畏惧犯罪；二是坚守名节，珍惜羽毛；三是悟道、顺道，达到“人的自觉”。我可以断定郑板桥的官德是超越了道德境界，与“天地境界”齐一——“人与天地参”。至于潘先珍和戴明说的官德在哪个境界，我没有作周密研究，不能作出准确的结论，但是，我推论，起码他们最低是在“道德境界”这个层面。
无论是为官四川的潘先珍、为官山东的郑板桥，还是为官河南的戴明说，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士大夫、知识分子，有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良好传统，他们对天下大事有自己的见解，对于天下大事积极参与并试图发挥主导作用。他们都明白做人之道、为官之道，具有独立意志，因而具有独立人格，达到了“人的自觉”的“真正的人”。真正的人是富于同情心、富于社会责任感的人，是信仰坚定、求真务实、清正廉洁、言行一致的人。当然，作为旧时代的官员，都有他所处时代的历史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
作为一家大型现代化民营企业的掌门人，河北大元集团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李建国先生，曾带领他的高中层团队到河南兰考参观焦裕禄纪念馆和焦裕禄生前治理风沙的现场，也在焦桐树下留影。大元集团的党建文化、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李建国主席的垂范、倡导之下，做出了特色，做出了生命力。大元集团以“党建文化筑牢思想根基，创新改革释放发展潜力”为宗旨，久久为功，以“政治成熟”作为“立企之本”。他们不喊空口号，不做虚文章，不玩花架子，用党建文化铸就信仰和意志。由信仰到意志，由意志到统一，由统一到忠诚，由忠诚到凝聚力，由凝聚力到竞争力，到生产力，到软实力，到效率，到非凡的业绩，到社会责任担当。他曾提出党建“四个为什么”这一时代命题的设问。第一，为什么入党？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使命，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第二，当官图什么？曰：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一切。第三，为民谋什么？曰：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第四，身后留什么？曰：要留下组织希望的、群众期盼的、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贡献。大元集团党建“四个为什么”成为集团党委对全体党员干部的具体核心要求。他们把“四个为什么”落实在日常管理中，落实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尤其是面对急难险重的问题，党建“四问”成为作为检验领导干部、共产党人是不是靠前担当、忠诚尽责，检验其能力建设、素质建设、格局建设、境界建设的一块试金石。在这“四问”中，最后一个问题“身后留什么”，就呼应了我们的先人——戴明说也罢，郑板桥也罢，潘先珍也罢——在他们活动的历史时代，他们是否扛起了应担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这是衡量他们身后名望、座次含金量的历史天平。先人的故事在启示当代的共产党人和领导干部——“身后留什么”，留个什么样的名。这个问题是一个时代问题，是一个文化建设上的普遍价值问题，也是一个永恒的问题，答案依然是在时间、历史和实践之中。
中国的民营经济、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精神的实质是什么？——“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国际化”五要素。我们党全面贯彻的对“四个自信”的坚持，全面融合了民营企业家精神的“五要素”。党建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华夏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华夏人文精神（“以人为本、以和为贵”）为民营企业的企业文化、民营经济的核心价值体系起着主导、引导、监督、规范的统领作用。统计数据表明，中国民营经济贡献了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60%以上的税收，贡献了90%以上的高新技术，吸收了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方阵中的一支劲旅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民营企业家精神是内生的，党建文化是内生的，二者和合共生，是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
推动北京-沧州-南阳乃至京津冀和中原经济区、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协作战略的落地、生根、结果，使我们今天有条件站在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来思考、来展望，从现代化新阶段的区域发展趋势来省察。南阳复航唐白河，通达长江经济带、长三角，汇入太平洋，三大区域最终都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纳入中国式现代化航道。相距遥远的南北三大区域，相互交会于国家区域协同战略。
这不是梦，这是生机勃勃的现实。
它是客观的、自然的，是党建文化、历史文脉、官德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及非规范性文化、地域文化传统在伏脉千里、万有相通、大化流行，是遥相呼应、相向而行、会通交融的。
我们是前人的后人，是后人的前人。我们的每一个脚印、每一刻足迹都连接着历史和未来，都贯通着有限和无限。作为后人，如果我们有对历史发展规律、对大历史观、对真理、对未知领域的恭谨敬畏之心、无畏探索之心，那么，三地的发展和国家的区域经济战略，何尝不会走向一种新的历史的高端、巅峰和必然，开出一片新境界？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