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青晓 张玲 文/图
元旦节前，当《大汉王朝》系列小说研讨会在洛阳拉开帷幕时，70岁的秦俊站在洛阳理工学院的讲台上，分享了自己40年的创作心得。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原党委书记刘玉宏、远道发来贺信的《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都为这部360万字的皇皇巨著点赞。
从1988年出版第一部小说算起，至今已出版长篇历史小说27部，超过1000万字——这位被二月河生前戏称“粉丝比我多”的一级作家，用“民间视角”这把独特的钥匙，打开了历史文学创作的另一扇门。
日前，记者相约秦俊，听他讲述《大汉王朝》四部曲背后的故事和他的文学人生。
从“论文难产”到“小说爆火” 一个历史系毕业生的另类突围
“要不是当年那篇论文发不出去，我可能现在还是个地方志办公室的笔杆子。”秦俊坐在他简陋的书桌前，耸了耸肩，语气里带着南阳话特有的幽默。
时间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还在河南大学历史系学习的秦俊，对家乡南阳的民国地方自治产生了浓厚兴趣。他瞄准了一个极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别廷芳，这位在宛西地区推行自治的“土皇帝”，既有剿匪安民、兴修水利的政绩，也有独裁血腥的另一面。
“我利用假期骑着自行车，深入内乡、西峡、淅川、邓州、镇平和南阳市区等地，走访了几十位老人，翻遍了档案馆的泛黄档案，写出了《宛西自治初探》。”秦俊回忆道，“结果呢，专家评审意见是：人物太复杂，争议太大，建议暂不发表。”
学术之路遇阻，身边的文友却给他指了条明路：“你把那些材料写成小说，不就成了？”
一语惊醒梦中人。1987年，秦俊与作家行者合作，开始在《南阳日报》连载《乱世枭雄—别廷芳演义》。谁也没想到，这部最初只为“曲线发表”的小说，竟在坊间传阅开来，一时洛阳纸贵。132期连载结束后，黄河文艺出版社迅速推出单行本，电视剧改编权也被买走。
“那是我第一次尝到‘民间叙事’的甜头。”秦俊说，“老百姓不爱听干巴巴的史论，但他们爱听故事—带泥土味儿、有血有肉的故事。”
从江湖望庙堂 大汉四百年可以这样写
《大汉王朝》系列是秦俊历时十余年打磨的鸿篇巨制，包括《汉高祖刘邦》《汉武大帝》《光武中兴》《汉宫残阳》四部作品，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汉王朝》系列的创作，始于秦俊对两汉历史的长期痴迷。作为南阳人，秦俊对光武帝有着天然的情感共鸣。2001年，他的《光武帝刘秀》由漓江出版社出版，“一炮打响，让我有信心挑战整个大汉王朝。”
然而，面对司马迁、班固等史家珠玉在前，如何写出新意？
秦俊的答案是：眼睛向下看。
擅长讲故事的他，从“创业—守成—中兴—衰亡”历史脉络展开叙事，以民间视角全景式再现两汉四百年风云变幻。写汉高祖，他讲述刘邦从一介亭长凭借谋略与用人智慧，“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的传奇英雄故事；写汉武帝，不仅讲述刘彻叱咤风云、高瞻远瞩的帝王胸襟，并且多侧面地再现了武帝朝代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重大事件和宫廷斗争；写光武帝，则呈现刘秀 “骑牛开打”的昆阳逆袭等传奇经历；写《汉宫残阳》，则聚焦后妃相互馋害、宦官弄权等宫闱斗争，揭示了东汉政权逐步陷入黑暗深渊的历史进程。
秦俊说，我不太介入正史稗史纷争，而是挖掘专业研究者易忽视的尘封往事及民间趣事，以民间的语言、风格、思维进行创作，使历史与历史人物鲜活起来，让读者在阅读中感受历史快感。
他随手翻开《汉高祖刘邦》一书，指着一段段描写刘邦早年的生活情节，笑着说：“正史写刘邦，重在‘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帝王气概，我则写他当亭长时怎么跟乡邻打交道，写鸿门宴前夜他如何精心演戏，甚至写他早年那些市井习气。这些细节正史不载，但民间传说里有，逻辑上也说得通—一介浪荡儿的小小亭长，在秦末乱世中摸爬滚打，不可能整天端着架子。”
这种“民间视角”贯穿了整个系列。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他不会仅从官方正统的角度去叙述，而是加入很多民间传闻、百姓看法以及民间的生活场景等元素。
“历史不是帝王将相的独角戏。”秦俊认真地说，“没有市井百姓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再宏大的叙事也是悬在半空的楼阁。”
事实正是如此。读秦俊的《大汉王朝》，就像看一场跨越四百年的历史画卷：帝王将相起落沉浮，百姓悲欢散作人间烟火，书页翻动间，突然读懂—原来善恶忠奸、盛衰冷暖，从未走远。
历史不教人成败，只教人明白：历史的长河总是向前奔涌，弯弯绕绕却从不停歇。秦俊坦言，《大汉王朝》系列的创作让他在读史和创作中收获颇丰。从那些帝王将相与平民百姓交织的命运里，他懂得了怎样做人，看清了正邪善恶。他写《大汉王朝》，就是想透过关键历史人物的命运浮沉与时代变迁，勾勒两汉四百年盛衰背后的脉动，盛衰更替间，蕴藏不变的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里永不熄灭的人性之光与生存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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