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思高
大雨滂沱，连绵雨幕遮裹着鄂西北起伏群山。崎岖柔软的山道上，雨水落在地上，即汇成淙淙溪流，冲刷着赭黄坚硬的山石，溅出朵朵浪花，流向沟涧。风摇动树木，海啸般的声音在山谷间一阵接着一阵回响。哗哗的雨被风一吹，被单一样掠向道路旁破旧的草庵内。庵内避雨的青年男子打了个哆嗦，身体向外一挺，用胸膛挡住身后的妹妹和弟弟，雨水顺着他的脸颊向下流，打湿发黄的衣衫。
那是1964年秋天，我年轻的父亲带着他两个幼小的妹妹和弟弟从湖北远安县，徒步走回南阳老家的情景。过了一会儿，雨小了，父亲挑起担子，担子一头是雨布裹着的行李，另一头是他新亡大哥的骨灰盒，还有一些必需品。兄妹四人踏着泥泞，踉踉跄跄，搀扶着向前走去。这一路走得极其艰辛，从湖北远安林场到南阳县杜岗老家，七百多里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这是我考上大学那一年暑假，坐在杜岗我家堂屋里，父亲语气平静地给我讲述那一段难以忘却的家史，尽管是夏天，我却听得浑身冷汗直冒。此后，每每忆起，总是泪水盈眶。
父亲杜道玉生于1940年，生日具体是哪一天没人能说清。在他八十岁那年，我结合父亲的回忆和我们家族长辈亲人的回想，推算定为农历四月二十二。这一天，父亲母亲身穿红色唐装，满脸堆笑，在众亲友的簇拥下过了一个愉快生日。
父亲一生坎坷，历尽艰难。他幼年和青年时期，家中一度穷困至极，一家人住在邻居家西山墙外搭起的一座茅草房内。1959年，我爷爷因为饥饿，看到别人家丢弃到村东沟里的羊胞衣，想下沟捞取出来拿回家煮食，被人用脚踢在胸口，又气又恨，不久郁郁而亡。1961年冬天，天气格外寒冷，一场大风吹来，茅草房顶坍塌下来，身患肾病的奶奶被埋在屋内，扒出来时，已停止了呼吸。此时，我父亲正在南阳一高读书，我姑姑杜道凤找到他后，父亲假也没请，卷起铺盖，离开了学校。他知道，他无法再去上学。
远在湖北远安县林场工作的我大伯赶回南阳，把我两个姑姑和我幼小的叔叔接到那里抚养。这个苦难的家庭原指望能平平淡淡，像树木一样平稳度过春夏秋冬，可灾难绝不因你柔弱可怜而放弃对你的打击。三年后，我大伯突发急病辞世，时年28岁。当我大伯病亡的电报越过峰峦到达我父亲手里的时候，恍如晴天霹雳，一下子把他击倒。那一刻，他趴在桌上，泪水如同决堤的河流。他的泪水，在那一天流干，从此以后，父亲很少流泪，他只流血流汗。父亲奔赴湖北，接回我姑姑和叔叔，开始了飘荡风雨霜雪，满是艰难险阻、坎坷崎岖的人生。
薄凉人世，一家人就像大海中孤单漂浮的舢板，随时会被大风吹翻，被海浪吞噬。为了让家人能够生存下来，父亲使尽全身力气，数不清的磨难困苦独自承担，有多少委屈都窝在心里。1978年秋天，父亲给我叔叔盖房子，以备叔叔结婚用。石块砌基，墙基之上有一米多高的砖墙，再上是土坯。白天劳碌，晚上，父亲在工地上铺一个被褥看场，好心的邻居守申大爷每天晚上都要过来，陪父亲说话。他说：“道玉，我是担心你结心啊！”深秋乡村的晚上，寒意阵阵，夜色如墨，守申大爷的话如篝火一样，温暖着父亲的心。父亲没有倒下，艰难地带着一家人向前走。
当初，奶奶丧事处理完毕，父亲被南阳县地质队招工，开始谋生。后来，在南阳县多个单位工作过，每份工作做得都很认真。他从一个学徒工开始，先后干过八个岗位，当过地质勘测员、采购员、业务组长、公司经理。父亲讲信义，在南阳县金属材料公司工作时，与多个钢铁公司建立并保持着良好的业务关系，无论市场怎样，他们公司的供货渠道始终通畅。父亲顾大局，公字在前。1993年夏天开始，国家大搞基础建设，钢铁材料价格飞速上涨，可以说是一天一个价，许多做金属生意的人发了大财。这时，有好心人劝父亲放弃单位工作，说：“你人品好，能力强，渠道多，出来自己干，绝对可以发财！”父亲听了一笑了之，依然是兢兢业业，为单位跑业务。在公司，业务跑得好的人是有奖励的，别人的奖金能拿到手，他的奖金则是被领导挂在嘴上，最后不了了之。
1997年，国家宏观调控，压缩建设，红红火火的钢铁行业渐渐趋冷，加上同行挤兑，父亲所在公司经济效益大幅下滑，到破产边缘。这时父亲临危受命，担任宛城区金属材料公司总经理。为让企业起死回生，他用尽气力，最终无法挽回企业颓废的命运，这成为他心头永远的遗憾，常常因此借酒浇愁。
2022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二日早晨7时，滴水成冰，在老家杜岗，父亲停止了呼吸。在整理旧物时，看到他当年的笔记：当了一年半总经理，做了一年半的难，得罪了许多人，自己实在过意不去！我痛得不行的心，再一次被刀搅得鲜血淋漓。
父亲重情义，对朋友肝胆相照。市财政局的徐明全、县医院的程国恒几位老友，相交六十多年，兄弟一般。父亲去世之后，我坚持每年看望徐伯伯，以让他们的旷世友情不降温。在乡下，牛把式道康三伯是父亲的好友。农闲的时候，父亲就会喊三伯过来，泡上一壶茶，两人边喝边聊，度过一段欢乐时光。
父亲对我们要求极为严厉，近乎苛刻。他受了数不清的委屈和伤害，窝在心里，无法向外排泄，久而久之，也就养成暴躁易怒的脾气。在外工作，难免不顺，看人脸色，回到家中，看到少得可怜的工分、我们几个小孩子填不饱的肚子，还有我们的学费和生活开支，父亲就烦，看啥都不顺眼，对我们非打即骂。姐姐、大哥和我见父亲，就像老鼠见猫，总是躲着。
那年，十岁的哥哥，爬到村后一棵大杨树上，把高悬树梢上的一个老鸹窝拆掉，拆下来的枝条拿回家当柴烧。父亲知道后，把我俩喊到树下，用树枝劈头盖脸一顿暴打。让我俩提着筐子，把老鸹窝全倒进了大河堤里，顺水漂走。我小学五年级暑假，上午和姐姐一起到十六里河自家自留地给玉米施肥。干活不认真，一些化肥撒在外面，没用锄勾土埋好。父亲上地看到后，把我揍一顿。下午，顶着盛夏炎炎烈日，我们又去地里，重新用土把化肥埋好。
父亲清正，绝不占公家便宜，廉洁到了几乎不近人情的地步，这是他在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中总结出的保护自己的办法。1989年9月，我还没有离开老家外出求学，公司司机开车送父亲回来办事，下午返回城区。当天下着雨，整个世界一片萧瑟，我哥哥要去位于城南的南阳县棉纺厂上班，想搭父亲单位的车到市区。司机同意后，我哥已经坐到车上了，被父亲喊下来，说：“下去，自己骑车子去上班。”大哥眼中噙泪下了车。
父亲对我，分明又是关心的。1989年高考，我的考点在南阳市三中。那天考试完走出三中栅栏大门，远远看到父亲推着自行车，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地里等着我，心里不禁一阵舒坦。高考成绩放榜，选择学校又成了一个大问题。夏天的一天，在村后边我家的自留地里，父亲和我一边干活一边说话，他说：“二娃儿，选啥大学？”我说：“上林业大学吧，接近土地，生态保护，好就业。”父亲沉思了一会儿说：“好吧！”父亲尊重我的选择，明知道跟土地打交道要吃苦受累，但他认为我已经长大了，有自己的思想。
上班提前到岗，打扫办公室卫生，提茶倒水，下班晚走，关好门窗。这是父亲几十年如一日的做法。我们家离南阳城二三十里地，从上班到1991年搬到明山路金属公司家属院，几十个春秋，父亲都是早上天蒙蒙亮时就起床做饭，吃完后骑车到单位。下午下班，又骑车回去。我大学毕业后，有一段时间住在家里。他要求我上班要做到像他一样，早到晚归。如果到了上班时间我还没走，他就大声斥责，甚至责骂。
在单位，工作赶到前头干好，遇到评奖一类好事，又躲在后面。这是他的处事方式：把工作干好，让领导满意，让人不说闲话；把先进让给别人，不招嫉妒。
长期不规律生活，父亲在50岁时患上了糖尿病，严重影响身体健康。1999年夏天，工作失意的他到广州找我哥哥，以期在那里能帮助哥哥做点事儿。当时，我哥哥在广东佛山做瓷砖生意，已经站住了脚。家人让父亲去广州，也有让他散心之意。谁知到了广州，他一时没找到我哥，脾气急加上不适应闷热的气候，血压飙升，眼底出血，竟然双目失明。
这之后23年里，父亲靠双手摸索着生活，走路洗衣都自己来，一日三餐都是母亲照顾。2019年冬天，因为母亲身体不好，父亲才同意找了保姆。但除了做饭煎药，父亲能自己做的绝不麻烦保姆。父母住在三楼，每次上下楼他不让人搀，自己双手抓着楼梯扶手，一步一步摸索着艰难行走。有几次，差一点摔倒，但他坚持自己走。2022年深秋，因为血栓救治不彻底，父亲已不能行走。那时我在市委巡察组工作，也无法脱身照顾。但只要回家，我就会一只肩膀支撑，把父亲架起来，在屋里一瘸一拐地走，以期能够康复。我能感受到他孱弱的双腿颤抖得厉害，却依然坚持着在狭小的客厅里，一圈又一圈地走。父亲勤俭节约了一辈子，去世后，大姐拆洗他盖过的被子，棉套主要部分旧得发黑，周边都是补上的棉絮。而我给他买的新被子，他却给了母亲。在他昏迷中，因为脑梗死不能说话，还比画着要工资，用手数后，颤抖着交给保姆，生怕少了别人一分钱。
现在，父亲的坟墓在南山坡上松林之中，耸立的林木葱茏，坡下是辽阔的麦田，麦苗青青，一条山路迤逦伸向远方，我仿佛又看到父亲的身形。③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