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子超
“爸，我冷。”
女儿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刚睡醒的慵懒。我挺直腰背，想多替她挡些风。5000块买来的这辆电三轮，罩棚和挡风玻璃都齐备，可寒风还是会从缝隙里猛地钻进来。
这让我想起二十七八年前。我坐在父亲的的二八大杠后座上，把脸埋在他宽厚的背脊后面。风从四面八方扑来，吹得脸颊生疼，手指冻得像胡萝卜。可那时候不觉得苦，反而挺起胸膛，觉得自己很“威风”。记忆里，放学时能买一包5毛钱的干脆面，就是最幸福的时刻。
从二八大杠到电三轮，从直面寒风到想方设法地遮挡，变的从来不是父母爱的本质，而是时代赋予爱的不同表达。父辈给予我们的是生存的铠甲，厚实、耐用，能陪着我们在风雨里摸爬滚打。而我们这一代，总想着把路再铺得平一点，把风再挡得严实一点，以至于一点颠簸都显得格外突兀。不是孩子们娇气了，而是我们太清楚寒冷的滋味，舍不得让他们再尝。
学校门口早就停满了相似的三轮车。每一辆罩棚下，都藏着一个当年在二八大杠上长大的孩子，如今正学着父辈的样子，为自己身后的小人们搭建一个移动的避风港。父辈教会我们如何迎风前行，而我们，则在练习如何让身后的人少吹一些风。我们为孩子过滤掉的，是物理意义上的寒风，而他们需要面对的，或许是未来更多无形的风雨。
女儿下车时，我把她往怀里紧了紧，说：“跑快些，到教室就暖和了。”话音还在风里，她已跳下车跑远。我望着她小小的背影，又低头看了看自己那双在车把上早已冻得发红的手，下意识地往掌心哈了口热气，调转车头，重新驶进寒风里。③9